这样的宪法语言是缺乏中国性的。宪法的中国性当首先体现为形式上的中国性，主要是语言之中国性。好的中国宪法必须充分地利用源远流长的中国式语言，也即宪法语言必须具有一定古典性，适当使用一些今人容易理解的古典之字、词和句式表达，比如“之”、“得”，比如“什么什么者”。通过这样的古典语言元素，延续古典法律语言之基本特征：凝练，典雅，谨严。
有人会说，保持古典性之宪法语言不便于“人民群众”阅读、理解。这样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它低估了民众的理解力和语言鉴赏力。其次，即便民众直接阅读、理解存在一定难度，对于宪法来说也是必要的。法律为了精确，必须使用专业性语言，也必须使用一种专业性表述方式，比如典雅的语言。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可理解之，接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可大体理解，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则可借助于专业人员理解之。
归根到底，宪政以人民对宪法的信仰为前提，因此，旨在追求宪政的宪法必须具有权威。这种权威当然首先来自于其制定程序，也来自于其实体性内容，比如价值之可信赖与宪制设计之合理、可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宪法之形式也应具有权威，对国民具有情感、文化与政治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于宪法的形式之美：宪法之文本结构必须紧凑，语句必须凝炼、有力，用字、用词必须典雅、庄重。这种语言品质只能来自古典法律语言在现代宪法中之适当运用。
三、宪法价值之中国性
宪法必有其核心价值，笔者称之为宪法价值。宪法价值是宪法之魂，也为国民描绘了一个愿景。正是它，把宪法之复杂条文连贯为一体，且通过诉诸国民之情感和精神，而赋予宪法文字以现实的文化和政治力量。宪法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序言与宪制，序言之功能一般就是宣示宪法价值，而宪制安排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制度设计，维护宪法价值，构造实现宪法价值之制度性工具。
比如，美国宪法序言宣示了美国人之核心价值：“我们，合众国人民，为构造一个更完美的联盟，树立正义，保障内部安宁，提供公共防卫，改进公众福利，确保自由之福为我们自己和我们后代所安享，而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作为宪法主体部分之宪制设计，就是围绕这些价值展开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处之宪法价值不是来自费城会议立宪者之想象，而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普遍具有之信念，其渊源则在英格兰的宗教、政治传统。也即，宪法价值纵向上具有历史渊源，横向上被人们普遍奉持。换句话说，宪法价值当在道统之中，也在生活之中。立宪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探究深植于国民心灵之价值，以得体的语言表达于宪法众，并据此设计宪制，以维护宪法价值。
前引《中华民国宪法》序言也宣告了一组价值，这组价值足够现代，而缺乏明确的中国性。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之宪法价值则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如前文所说，1982年《宪法》在这方面有所改观，但仍以意识形态为主体。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是人造性。由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宪法价值不是自然的，与中国之文明、与国民之生活不相干，甚至与文明、生活为敌。如此宪法价值也就不大可能得到国民之由衷尊重，因而也就不足以构成凝聚国民团结、引导邦国向上提升的力量。
任何稳定的宪法之价值，必择取自其道统，抽象道统之内在精神。中国的宪法价值须具有中国性，也就必须抽象华夏-中国道统，而被国民所普遍信奉。由此触及一个非常繁难的问题：中国文明、中国治理之道之重新体认，更具体地说，华夏-中国核心价值之再发现。
从二十世纪初，现代知识分子基于强烈的自卑感，走上全盘性反传统之路，他们所构造的现代知识体系、教育体系、宣传体系均无视道统，甚至以摧毁道统为目的，而以中国文明一片漆黑的判断为基调，中国人遵行数千年之价值，被冠以愚昧、落后、专制的名号而遭到否定、批判。知识分子中意之宪法价值，皆为外来照搬，只不过随着时代推移，照搬之对象有所变换而已。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有不少贤哲守护道统，阐明一以贯之之中国价值。笔者正在撰写、已出版两卷之《华夏治理秩序史》，旨在延续这一事业。第一卷通过解读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创制立法之事迹，揭示天道信仰、共同治理、协和等华夏治理之道;第二卷通过还原封建图景，揭示礼治下的自由与和。这种价值通过儒家，渗透到人们心灵中。它们似乎就是华夏-中国之核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敬于法度、宪章，也是华夏-中国之核心价值。古圣先贤具有确定的宪法理念，《尚书·皋陶谟》所记载者是舜、禹禅让之际，舜、禹、皋陶等圣贤基于尧舜之实践而订立宪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根本法(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明了政体架构具有客观性之理念;“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则阐述了法律规则之客观性原则，而这是法治之基础。而在这场立宪会议最后，皋陶以司法官身份诫命即将继嗣王位的禹：“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这清楚表达了君王必须服从法律之法治理念、宪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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