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道统具有构造自我恢复之力量。这种力量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发挥作用。彼时之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政治议题之现代转换：有人主张从“马上打天下”转向“马下治天下”，承认自发的风俗，承认私人产权。刘少奇还试图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党员思想训练中。另外一群人则坚持“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的不断革命理念，两者激烈冲突。
双方力量对比到七十年代末发生大逆转，“马下治天下”理念开始占据上风。邓小平思想之总体特征是放弃重建道统之雄心。由此，华夏-中国道统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说，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全部良性变化之根源，就是道统之自我构建，也即传统之复归。人们一般用“改革开放”刻画邓时代三十年历史，但从长远历史视野看，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之变化，其实是政治与文化和解之过程，是政统与道统对立略有化解之过程。
首先，从宪法角度看，邓时代颁布之1982年《宪法》，相比于1949年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其文化政治叙事已发生巨大变化。后两者序言完全由意识形态话语构成，前者序言开篇则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此后才是意识形态话语。从序言文本次序看，中共已将自己置于中国文明延续之框架内，意识形态反在其次，尽管从序言结构上看，两者分量不成比例。
其次，邓于不自觉间奉行“黄老之术”，作为八十年代改革之基本方针的“放权让利”也就是黄老之“与民休息”：权力放松对社会的控制。由此而有了传统的私人财产制度、市场制度之复归，正是它带来局部的自由与奇迹般的经济繁荣。
第三，持续大半个世纪的全盘反儒之文化与政治狂热趋于缓和。传统的社会组织，比如乡村之宗族开始自然地回归。中国固有之风俗得以伸展，社会得以重建自治机制。从乌坎抗争中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而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结构中经济地位之快速上升，社会精英群体已开始放弃百年来自卑心态，进而改变对儒家、对中国文明之态度，认同儒家之程度在过去十年来有大幅提升。
第四，“道学”复兴，不少人产生“儒生”之角色自我认知，并潜心于经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广泛的思想学术界，尤其是政治哲学界初步回归儒学，儒家思想研究成为思想学术界的热门。过去十年间，几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归儒家传统，即便其价值诉求和政治立场并不相同。
在这些社会力量推动下，执政党缓慢地回归。较早的迹象是九十年代初，执政党正面倡导“国学”。随后，它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主要政治目标。由此当然也就开始修正对儒家的态度。当局已承认，孔子为中国文明最伟大之象征，在海外开展文字、文化教育的机构，被命名为“孔子学院”。在此过程中，儒家词汇、理念逐步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和谐社会”纲领之提出，是中共对传统治国理念进行的一次相当具有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
有了这些变化，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中的一句话也就顺理成章：“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指向未来的政治修辞。此语表明，执政当局主流希望化解文化与政治的冲突，政统与道统的对立。
当然，包括当局在内的整个精英群体归宗道统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但这个过程是不可阻止的。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国民国家(nation-state)秩序之构建，而道凝国民，道成宪法，道生秩序。作为主权者的人民是由文化界定的，作为人民寄身之所的国家则由道统赋予生命。惟有回归道统，中国才是中国;惟有回归道统，中国的现代秩序才有可能。宪法是道统在具体时代环境中展开国民之合理公共生活之工具，归依道统也将令宪法秩序扎根于文明，从而坚不可摧。
当代中国归宗道统的关键是，未来某日，通过某种方式，宪法明文接受道统，并以守护道统为己任。其具体形式为何?前引大陆《宪法》序言开篇已在宪法与中国文明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一点甚至好于《中华民国宪法》。未来当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文明之“历史最悠久”的笼统描述之外，更为具体地明文提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
当然，道统向来不是空洞的，而有诸多具体呈现，如董仲舒所说“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等。下面讨论的几点，也就是中国宪法归宗道统之具体条目。
二、宪法语言之中国性
宪法之中国性首先呈现于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态和语言。
古典中国之典章，包括宪法性典章，均较为凝炼。美国宪法也十分精炼。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共175条，已较为繁复，然字数仅九千余。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138条，字数却达一万六千余。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宪法结构松散，另一原因是语言粗鄙、松懈。
至少自尧舜以降，中国的语言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不过，私人日常语言、公共性语言、文学性语言之间，有十分鲜明的类型界分，连续性程度差异很大。前者属于俗语，后两者属于“雅言”[8]。私人日常语言，尤其是口语，旨在进行日常交流，因而具有通俗化的趋势，历代变化极大。文学家们旨在抒发较为强烈的情感，而情感具有多样性，因此，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个性，历代也有变化。但相对来说，公共性语言，包括法律语言，则保持了较高稳定性。由此也就形成言、文适当分离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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