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的儒家曾经是古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到了一百年前在西学的冲击之下，儒家文化解体，失去了其制度之根和社会之根，虽经几代新儒家学者力挽狂澜，光大绝学，然而儒家义理犹如孤魂，在少数精英的上空游荡，而不再在大地有其肉身。

    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礼仪和民间宗教。儒家是古代社会的文化“小传统”，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然而，儒家的这双重肉身到了现代社会已被连根拔起，摧毁殆尽。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但如今的繁荣更多地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儒家之魂，悠悠荡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如何改变一个世纪以来儒家的魂不附体、让其在制度上有所附丽?比较起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等注重义理的老一代新儒家，今日新一代儒家人士开始注意到制度儒家的重要性，而上层频频吹来的温馨暖风和社会的精神饥渴，又给制度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良机。问题只是在于：儒家之魂，将依附于何张皮上?是目光往上，得君行道;还是视野往下，觉民行道?
 
王官之学，此路不通
 
    儒家与基督教、佛教不同，不仅是入世之学，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最高的成就乃是经世致用，实现治国平天下。儒生们的政治抱负虽大，却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软肋：与基督教相比，缺乏有经济实力、又可与王权相抗衡的独立建制;与古希腊公民比较，也没有参与政治的制度化管道。儒家士大夫虽然谨记孔夫子的“士志于道”，坚信儒家的信仰(道)尊于王权(势)，但在政治实践之中，“道”却不得不借助于“势”，看君主的脸色，借“势”的跑道践行“道”的理想。
 
    从古至今，凡是有强烈用世之心的儒家，因为摆脱不了“道”依附于“势”的宿命，总是习惯于走上行路线，时时寻觅明君，希望将一己之学抬升到王官之学。儒家需要明君，明君也需要儒家。秦二世而亡的教训，让汉武帝以下的君主们明白，仅仅靠法家官僚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是不够的，暴力威慑得了百姓，却无法征服人心。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以儒补法，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于是，大部分的中国皇帝，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霸王道杂之，三管齐下。
 
    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是一个有限的、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王权最迷信的，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其作为权力的化身，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对于儒生而言，王道政治是体之所在，王权不过是其用;但对王权来说，儒家再好，乃是用也，法家才是体本身。以晚清的洋务、变法和新政为例，士大夫与清廷虽然都为保国，其实是各怀鬼胎。士大夫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天下----那个儒家所心仪的文明秩序，但清廷以富强保中国，最终要保的是江山----那个满清权贵独揽天下的小江山。士大夫为了保天下，可以改朝换代;而清廷为了保江山，宁愿天下先亡。
 
    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因为终极目标不同，终有决裂那一天。对儒家士大夫来说，伴君如伴虎;人君一时之喜怒哀乐，足以毁弃自己一生之辛苦努力。西汉年间，一代枭雄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帝国提供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大儒董仲舒备受荣宠。然而，皇帝要的只是董氏宇宙论为帝国论证合法性的一面，而讨厌董氏用“天人感应说”在皇权之上置放一个更高的“天命”。汉武帝建元6年，皇帝祭祖之地辽东高庙失火，书生气十足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发怒，写了《灾异之记》，奏章还没上，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汉武帝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怜其才，又下诏赦免，但被罢免官职，从此，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干预政事，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
 
    儒法的合作结盟，看起来是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这个结盟在实力上是不对等的，也缺乏制度的保障。王权是主动方，士大夫是被动方。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端赖皇帝是否明君，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中国历代有盛世与衰世，有治乱循环，个中原因并非取决于制度，而是看是否有明君贤相主政。文景之治也好，开元盛世也好，汉武帝、唐太宗也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只是人事好，并没有立下好的制度。一朝明君，气象万千;昏君其后，人亡政息。所缺乏的，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
 
    牟宗三先生有一卓见，认为古代中国政治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儒家提供了一套以民为本的形而上义理，法家有成熟的控制社会、驾驭官僚的治理术。但儒法两家，一个义理上过于空疏，另一个只是在统治上下细密功夫，二者都无法开出超越于人君的、具有最高立法意志的政道，即刚性的宪政架构。
 
    传统的儒家政治，并非一无可取，在几千年与王权又联合有斗争的历史实践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道统与政统的双重权威、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民间的清议传统、文官考试与御史制度等等，这些政治智慧与制度实践以民意为依归、以天理为最高价值，以儒家士大夫为社会中坚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皇权独霸天下，使得中国政治在若干朝代和历史时期之中保持了清明、理性与有序，使得古老的中华帝国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和文化多元的土地上，持续了二千多年的文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