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至关重要。邦国运用其全部的智慧制定出优良、健全之宪法，并有效地实施，乃是其治理秩序趋于优良之关键。然而，何谓健全、优良?学界有各种看法，本文拟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不论中国现有宪法渐进演进，或者未来制定新宪法，其健全优良之首要前提是具有充分的“中国性”或“中华性”。具体而言，这个宪法须守护华夏-中国道统，须以得体之中国语言书写，须体现中国人之核心价值，宪制结构设计中也须实现诸多传统之“新生转进”[1]。

一、宪法须守护道统
 
    邦国首先是作为一个精神共同体存在的，也即，人们愿意共同生活于该共同体内，且经由共同体成员共享之关于人、关于神人关系、关于人际关系、关于社会治理之价值、理念、记忆、想象而连结为一体——不仅是平面的共享，也是跨代的共享。此即董仲舒所说之“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2]。凡此种种作为一个整体，即是道。简言之，道就是一个文明之为一个文明的根本规定性，道统则是承载道的人所构成之统绪。
 
    然则，宪法及其所规定的宪制，与道统是何种关系?欲回答此一问题，首先需追问：何谓宪法?法律乃是生活之抽象表达，宪法是生活中较为重大之公共部分的抽象表达。简言之，宪法旨在规划邦国之公共生活形态。而生活、文明乃是由道所支配、由道统所塑造的。一个时代之人，尤其是精英，若无道统意识，则文明必衰微，甚至出现野蛮化;道统断，则文明亡。此不仅为中国先哲所具有，西洋保守主义之核心诉求，也正是不偏离道统。宪法若以接续和扩展文明为己任，就必须顺乎道统、守护道统。这是宪法最深层次的根基。[3]

    至少从尧、舜时代起，华夏-中国之道就已确定，此后中国历史就是这个道统之展开。周的礼乐崩坏，孔子删定六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4]，开创儒家，从此，华夏-中国之道的承载者就是儒家。[5]如董仲舒所说，“道”是恒常的，“制”则完全可以改变。然而，此一变革有一确定边界：法律、宪制必须顺乎大道，守护道统。宪制如果背离道统，则绝不能长久维系，如秦制。
 
    自国人具有构建现代国家之政治意志始，立宪者均具有明确的华夏道统意识。张之洞、康有为最早具有立国意识，其口号就是“保国、保种、保教”。康有为在自己的立国规划中，始终一贯坚持建立孔教。这种取向并不奇怪：他们本来就是儒家士大夫，以宪法守护儒家道统乃是他们的文化天职。

    到梁启超、孙中山先生这一代，文化政治格局则发生重大变化，其知识多数来自西方，文化价值观也有微妙变化。正是他们开始具有现代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之文化与政治自觉——在所有国家，保守主义总是作为现代激进主义之反对者登场的，并因此反对而约束现代性不至于泛滥而冲毁秩序。守护儒家是康有为等人的本能，梁启超却是自觉的保守主义者。他之反对反满激进革命，当然不是维护满清皇权，而为避免中国道统受到严重冲击。
 
    孙中山先生则经历过一次明显的保守化转向。先生曾受洗为基督徒，先生所领导之革命也具有激进色彩，因而与梁任公所领导之保守主义者有所争论。然而，民国建立之后，中山先生却迅速实现文化上的保守化转向，而自觉地接续华夏道统。[6]
 
    作为民国政治之总结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则是由张君劢先生于不经意间起草[7]。张君劢与梁任公之关系在亦师亦友之间，并是新儒家开创性人物，其思想同时容纳儒家、宪政主义、德国哲学和社会主义——当然是欧洲意义上的，而以儒家为本。

    上述简略历史描述表明，二十世纪上半期之中国立宪者均具有明确而强烈之华夏-中国道统意识。1946年宪法也确实体现了儒家价值，比如均富思想。这部宪法也将儒家所构造之制度，创造性地转换为现代宪政制度，此即作为宪制结构之最高层次制度的“五院制”——这些制度之运转或许并不完全成功，但此一宪制设计蓝图确实表达了立宪者承续华夏-中国道统之坚定政治决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国宪法》表面上的现代意识形态规范，也即“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其实并不构成对道统之消解。因为，该“遗教”之核心就是守护和扩展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统，五院制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坚持的。

    共产党建政，重订宪法，道统与宪制之间的关系则发生颠覆性变化：道统被忽视了。不管是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序言，还是1954年《宪法》序言，或1982年《宪法》序言，都通过意识形态论证统治权之正当性。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具有另建道统之雄心。
 
    由此，政统与道统出现严重偏离、对立。政统对道统全面开战，权力与生活处于战争状态。政治权力掀起一轮又一轮摧毁传统之社会、政治运动。此举获得城市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的全力协助。在二十世纪中期之大陆，儒学被压制，家庭制度和观念遭到严重冲击，传统信仰遭到抑制。乡村精英遭到毁灭，城市新兴的专业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压制。私有财产制和市场机制被抑制，私人工商业业基本消失。

    然而，政统反对道统的结果是社会之严重失序、乃至于无法运转，价值、文化、经济、社会、政治，无不陷入绝境。上个世纪中期至今，中国全部问题之总根源，似正在于政统与道统之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