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圈，有一种很搞笑的手法：不辩驳观点，而是先妖魔化对方。以妖魔化人品，替代学术讨论。最典型的是方舟子。方舟子在国内，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使他们 很不爽。于是，这些人就起来，攻击方。他们攻击方，不是说方舟子说错了什么，以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是，说方舟子人品不好，骗了谁谁的钱财，白得了哪个单位 的好处，被哪个单位解聘了，蓄意报复等等。

这是啥手段？人事不分也。

人事不分，还有两种衍生类型。其一，人和单位不分；其二，人和职位不分。“宰相府里七品官”，是人和单位不分的代表。本是看门的，却因为在宰相府当差，俨然 成了老爷。自己没本事，混了一个好单位，于是自我感觉良好。见人就说：我是北大的，我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我是清华的，我是国开行的等等。

人和职位不分，更是中国特色。张厂长刘总裁李主席，王总胡处刘院韩秘曹太尉高衙内等等。人，是次要的，职位是主要的，人是职位和职权的附属品。可是，有些人 偏不以为然，把人们对职位、权柄、资源和利益之追逐，认为是对他个人之敬畏。在位时，宾客如云；下野后，门前冷落。并非人情淡漠，实乃权力之惑。但多少 人，不解其宗。

3．因果联系性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没有无果之因，也无无因之果。但是，因果之天然联系，并不意味着因果具有必然的一致性。换言之，有了正确的过程，未必有正确的结局。反之，亦然。

现 实是，中国人常常以结局之正确，反证过程之合理。“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逮住老鼠是结局，至于，是谁逮住的，如何逮住的，是自己抓住的，还 是从他人手里掠夺的，在所不计了。更可怕的是，刑讯逼供。只要“犯罪分子”招了，认罪了，手段是否合法、是坐老虎凳、还是灌辣椒水，都全然不顾了。为什 么？用结果反证手段，是其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立足点。

因 果一致性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成败论英雄”。其逻辑简单而荒谬：你说这个人，混蛋；他说，混蛋怎么会成功呢？你说刘邦是个流氓，他说流氓怎么会当了皇帝 呢？你说朱元璋是个魔鬼，他说，魔鬼怎么能登上金銮殿呢？有人说，唐骏的文凭是造假的，他说，唐骏成功了，他不需要那个文凭，也能成功。我说，韩寒是个骗 子，他说，即使他骗了，他也是成功的。

再有，“这还蛮符合中国哲学的” 我的一位学生上升到了哲学层次。在此，哲学是指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以结果反证手段。结果对了，一切就对了；过程等等，都无所谓了。对这种逻辑，我不是不敢苟同，而是坚决反对、彻底厌恶的。

我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铁证，可证结果反证过程之荒谬。

如果有一个女人，因为暴徒强奸而怀孕了。且，生下的孩子，健康茁壮，还是一个天才。如此，难道那个强奸犯的暴行，就“不那么重要”了吗？就可以宽恕他对女人的侵害了吗？

可是，中国人总相信“成王败寇”。一个人胜了，其获胜手段，也就无可指责了。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如明永乐皇帝等。以结果反证手段，也不限于中国人。外国也是这样的事例，只是，中国人程度更甚，而已。

事实是，程序比结果更重要。正确的程序，虽然，未必总能带来正确的结果。但是，尊重程序、按规则出牌是社会秩序的基石。反之，置程序于不顾，只会导致心怀怪胎的阴谋家、铤而走险的野心家、嗜血成性的刽子手和唯利是图的奸商，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利益，并将他人和公共利益弃之如敝屣。然后，再以不择手段得到的超 额利润，制造舆论，收买人心，赎买灵魂，把黑钱洗白。

这就是当下中国的景象，也是结果反证手段思维方式之害。对此，国人当三思。

 三. 大局观

“大局观”也不是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它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就是说，中国人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是从大处、宏观入手的，是自上而下、由远而近、由整体及局部的。古人如此，今人依然。

我们从两个维度论证，一个时间维，一个空间维。空间维的说法，不恰当，但找不到更适当的，暂时这样。有更好的，再更新。

从古诗开始。

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古台，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中国是一个诗词国度，古往今来，有数不清的名诗佳作和数不清的大诗人。陈子昂及其登幽州，在诗词的历史上，可能说不上是最好的。不过，我以为在表现中国人的“大局观”上，最经典。

且看：

前不见古人——时间的河流，从哪儿发源？往昔不可追。

后不见来者——时间的长河，将流向何方？未来不可见。

念天地之悠悠——无限空间。

独怆然而涕下——聚焦个体。

不妨，闭上眼睛默想一下。陈子昂是否像一个高超的电影导演：先把镜头指向遥远的未来，然后，一步步地拉近，最后，一个特写，结局呈现。时间上，由远而近；空间上，由大而下；无限时空，只是一个场景，只是为唯一的焦点作铺垫。

不要以为这是特例。古诗中，如此手法，比比皆是。

柳宗元之名篇《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否异曲同工？差异是，《江雪》只有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