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为；没有正确的思维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知识体系，更不可能产生科学。概而言之，中国之专制和愚昧，以及今日之种种异端，归根结底，是由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因此，再说中国人是全世界的异类之前，先要搞清，中国人是如何思考的。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相比，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具有科学精神的西方人比较，有什么特点。即：中国人有怎样的思维特征。

    根据我的思考，中国人的思维特征，可归结为四点：1，类比；2，联系；3，大局观；4，循环论证。不是说，这就是中式思维的全部了。而是，和别人、前人相同的看法，我就不重复了。例如，季羡林先生首先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是综合的，西方人是分析的”。就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已有很多人引用，并加以论述了。本文，就不再引述了，但这不说明我不认同这种观点，相反，对季老这一发现，我是完全支持的。季老的其他言论，我可不同意，否则，就犯了中国人“联系”的毛病。

    为论证我的观点，写了三篇文章，分别是《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之一、二、三》，有关“循环论证”，由于，在《儒学何以看上去“博大精深”》中，已有不少文字，故，也不再赘述，免得多占篇幅浪费读者时间。

一．类比

    如果说，思维方式是分析问题、探究真理的工具，那么，中国人最多运用、最得心应手的利器，无疑是类比。类比之多，随处可见。但，为了严谨，本文采用西方的归纳法，来列举并证实类比是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种。

    第一位是孟子。所以如此，一者，因为孟子亚圣的地位；二者，儒学后生认为，孟子善辩；也有人说，孟子像愤青，对当世不满，爱发牢骚。三者，孟子“证明”的问题，是社会学中最根本的问题，即：性善与性恶。

孟子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说得斩钉截铁，不容置疑。果然，这个“证明”也就作为儒学理论的基石，历千年而不倒。

 孟子的“证明”毫无根据，本经不住推敲。水性与人性，有何关联？如孟子的“证明”是成立的，则“人性之恶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恶，水无有不下。……” 也成立。如此，人性之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恰恰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之论证，却如此草草。“性 善”立不住，古往今来的儒学家，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千疮百孔的“烂尾楼”吗？

   声明，此发现，我是从王小波那里，学的。王小波是否第一发现者，我没考证过。

    第二位是庄子。庄子很逍遥，在他看来，最逍遥的莫过于天上的鲲鹏，“大鹏展翅，不知其几万里也”，和孙猴子一样，无法无天，无边无际。次一等，是水里的鱼。

    庄子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条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和名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说：“你看，河里那些鯈鱼，舒鳍摆尾，多高兴啊。”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道：“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道：“我不是你，所以不了解你；你也不是鱼，本来也不了解鱼。”

   孟子是一个人的独白，庄子和惠施则是两个人的舞蹈。当然，庄子和惠施之辩，远比孟子高明。孟子将“人性善”与“水就下”捆在一起，也不论行还是不行。惠施则 反驳庄子：你不是鱼，怎么能知鱼？换言之，人和鱼是不可类比的。进一步，类比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可用，何处可用，值得研究。

有一段关于汤武革命的辩论，异常精彩。

《汉书儒林传 辕固生传》记载：

辕固，齐人也。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

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为〕何？”

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

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遂罢。

译为白话，如下：

辕固生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山东乃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所以，辕固是儒家一派的。辕固对《诗经》很有研究，汉景帝时期，在朝廷当博士。一天，辕固生和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上了。

黄生说：“商汤和周武，并不是奉什么天命，而是杀害夏桀和商纣的凶手。”

辕固说：“不对。夏桀和商纣，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度，祸乱天下，坏事做绝，人心失尽。民心皆归汤武，汤武替天行道，顺应民心而杀掉桀纣；人民不用强迫，自动归顺了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为帝王，不是受命是什么？”

黄生说：“破帽子，也该戴在头上；新鞋子，也只能穿在脚上——为什么？这是规矩。夏桀和商纣，虽不仁义，可毕竟是帝王；汤武再贤明，也是臣下。现在，人主有过错，臣下不是帮助他改正错误，而是因为他的过错杀死他，并取代他的位置面南而立，不是杀戮是什么？”

   辕固说：“照你这么说，本朝高祖皇帝取代暴秦，反倒是错的了。”

本来，汉景帝在一边听着，眼见自己的祖宗高祖刘邦，也被扯上了。只好加进来，发表总结陈词。汉景帝说：“没吃过马肝，不算没吃过肉；研究学术，不讨论汤武革命，不算是笨蛋。”

就此打住吧。

这是类比最为成功的思辨案例之一。也是最早对儒家所倡导的“革命”提出质疑的、颇具创见的思考。可惜，汉景帝之干涉，使之突然死亡，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下 去。本文不关注讨论的问题，只关心讨论的思辨方式。不难看出，正方与反方，都极为巧妙地运用了类比，或者说“推己及人”、“推人及己”的换位思考方式。

黄生以帽子和鞋子作比，说明社会秩序之先验性、规定性和不可动摇。如果动摇，就是头上穿鞋子、脚上戴帽子，滑稽可笑。至此，辕固生被逼到了死角。不料，辕固生反戈一击，说：照你这么说，汉武帝倒是弑君篡位的乱臣贼子了？杀了一个回马枪。这杆枪，不是别的，也是类比。

“革命”之辩，因汉景帝而终止。有兴趣的，可以Step By Step，继续下去。

以上，算是第三位。

下一个，是董仲舒。都知道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创者，实际上，董仲舒还有一个很有新意的想法，借老天爷的势力来对抗皇权，此谓“天人合一”。当代人，把“天人合一”理解成环保主义，驴唇不对马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董 仲舒的想法是，一方面，把天上的星宿和人间的秩序联系起来，证明天子是“天上最亮的星一颗”，而且，是恒星。另一方面，也借天象有异来规劝天子，既然你是 天上的星星，那么，你的举止不当，就会引发天象的混乱，比如天狗蚀日、比如五星凌犯、比如流星坠落、比如彗星弥天等等。

“天 人合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本文关心的；本文旨在说明，“天人合一”背后的思维方式，是类比。古人认为：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与星体以及星体排列而成的天 象，有一种严格和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某人，文章写得好，是文曲星；要在古代，我可能就是文曲星。旁人见了，会另眼相看。某人当了皇帝，是紫微星下凡。

“官 者，星官也。星座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官。”这是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写的。他继续写道：“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 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如此，可以这样设想，就是九天之上，有一个现实社会的克隆版。所谓天上人间，人间天上。天上是人间的翻版，人间 是天界的下凡。

人间和天界之间的对应，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间的风吹草动，都能从星象上看出来。反之，天界的异动，也一定是人世有了非分之举。要想天象正规，人们必须有所作为。

《后汉书·严光传》记了一个故事：刘秀当了皇帝，把少年同伴严子陵接到宫里，谈了一天。晚上，留严子陵同榻而眠。严子陵熟睡之后，把一只脚搭到刘秀肚子上。第二天，掌管天文的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帝笑着说：我和严子陵睡在一张床上，罢了。

汉光武帝和严子陵，是两个星座；两个星座之间的联系，是一只脚搭在另一个星座的肚子上。汉光武帝坐镇紫苑，星光灿烂；严子陵在皇帝肚子上动作，正应了客星凌犯。

李约瑟说：“天文与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不过，这种学术，并不是要观察星系和宇宙，也不是关注时间和空间，而是，以简单的类比思维，由天变推演人 事。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

“天人合一”所反映之类比思维，并不是董仲舒一个人的，也不是只在汉代。秦汉隋唐，两宋明清，以儒学为看家学问的士大夫阶层，已将类比固化为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士大夫阶级关于自然、社会、人伦道德和制度法律的思考和判断，无处不显现着“类比”的影子。

沿袭这一思维模式的下一个大人物是朱熹。朱熹的“理论”并无高明之处，思维模式也是类比。只是，朱熹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理。这个“理”，不是人世的，而是上天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不是多元的，而是唯一的；不是变化的，而是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根本。

在儒家学派看来，朱熹绝对是集大成者，对儒学之发扬光大立下大功一件。其实呢，朱熹之前的前辈们，在天和人之间，已经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欠缺的，是一个更高级、更空虚、不可证伪、更不可证实的概念，把“天人合一”的说辞装进去。

这个容器就是“理”。

天上有“理”，人间有“礼”；“理”是上天、自然、自古以来的大道，“礼”是人、社会、迄今为止的规矩。“理”统御一切，“礼”覆盖众生；朱熹说：万物莫不 是一个理字；《论语》有言：非礼勿视、非礼勿闻、非礼勿言、非礼勿听。二程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朱熹说：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 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上天之“理”，是先于一切、统御一切、压倒一切的绝对真理。以此推理，社会之“礼”，不也应具有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地位吗？朱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就是 想把“礼”的基础做扎实了吗？朱熹的用心，不过如此；以自然比附社会，由万物延伸至人类，人伦模拟物理，“礼”制模仿天“理”，其中心，不就是一个反复使 用的类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