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白日与黄河，都远在天边，是远景。只有鹳雀楼和登楼之人，才是近景。空间之递进关系，非常明显。
更有甚者，李白之名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之源，在青藏高原念青唐古拉山，入海口在黄海，直线距离有三千公里之遥。白诗之意 境，就像宇航员在外太空俯瞰地球一样，九曲黄河，尽收眼底。空间之宏阔浩瀚与无限扩张，令人惊叹。不过，不要忘记了人。人，还是焦点，是无限穹顶下的一个小黑点，而已。
诗画一体——中国画，和中国诗一样，都有“大局观”。只是，画是静态的，难以呈现时间维，也因此，其空间上的“大局观”更为显著。以最有名的中国画《清明上河图》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作比——不是从技术角度比，我没那个能力。
《清 明上河图》是北宋张择端、描绘古都开封清明当天生活场景的一幅长卷。画面，从开封市郊外一望无际的田野，由远及近，逐步过渡到市中心——拱桥、河流、艢帆 林立、车流如水、店铺繁多、买卖兴盛的场景。据统计，画中有人物五百余，牲畜五十余，船只、车、轿各二十余。其实，仅人物个数，就是一个谜。有人说，五百 余；也有说，是八百余；还有说是一千六百余。后来，有一个人，在每一个人物上，放一米粒。然后，把米粒扫起来，一共是815人。应该说，这个数，比较可靠。
别说815人，就是五百余，让西方画家去画，一辈子也画不完。《最后的晚餐》算是巨作了，加上耶稣本人，也只有十三个人物。
如此比较，是想说明，在中西方画家眼里，人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画，是在一个大局里，观察人物的。人物只是空间的一部分，很少的一部分，人，不能离开环 境而存在。在一个宏大的背景里，人就很小。空间越大，人物越小，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清明上河图》一下子出场了八百多个人物，每个人物不过米粒大 小，如此渺小，只能是环境的点缀。有人说，尽管小，每个人物活灵活现，什么笑的哭的发狂的抑郁的，都情态毕现，纯属扯淡。
西方画，不这样。西方的人物，是单独存在的。以蒙娜丽萨为代表，西方绘画中的人物，绝对是画作的焦点，也是全部。人物几乎占据了画面的全部，不是全部，也是 绝大部分。尤其，油画是不留白的，所以，感觉到人物会从画面中溢出来。背景可有可无，有，也是模糊处理的。以照相类比，可见：中国画是风景片，镜头的焦点 不在人物，而在风景，显然，视野要广阔的多；西方画是人物照，镜头的焦点在人物，而不在背景，视野自然要小很多。
“大局观”，绝不只在古诗和绘画中，也绝不是诗人和画家的专利。在历史的熏陶和现实的锻炼中，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大局意识。
识字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儒家学者，志向就更远大了，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胜吴广说：帝王 将相，宁有种乎？再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项羽看见秦始皇的仪仗，豪言：彼可取而代之。诗圣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边的秋风瑟瑟的草屋里，念念不忘：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饥寒交迫的草民，振臂一呼，依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古代如此，今人自不落后。
我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准备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大跃进，跑步进 入共产主义。四个现代化、翻两番、小康，全面小康，直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哪一个也是大目标，哪一个也与系统性、全局性目标紧密相连。甚至，体育这 种单纯的游戏和娱乐，也有“为国争光”、“中国好样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寓意。
文章，是思维方式的集中反映。先国际，后国内；由中央，到地方；从集体到个人，是中式文章的基本套路。这种模式，和电影镜头由远而近，异曲同工。名片上的每 一个国人，也大抵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山西省委万荣县，书记厂长一人兼，名字就叫王二旦”——这是一个笑话人物的名片。看了这个名片，据说，一直愁眉 不展的某高层，面露微笑，自语道：中国特色。
最后，以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文字，结束本文。
“粉碎了‘四人帮’，砸烂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思想大解放，教育革命的船天到了！教育战线的广大教职员工，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 主席的伟大旗帜，拨乱反正，抓纲治教，形势大好，让我们在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下，在神州九亿争飞跃的年代里，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而 共同战斗，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需要说明，这段文字，可不是编的。它是1978年四川省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给阅卷老师表彰信中的一段。
历史总容易被美化，即便是最近的历史。以此为据，一证明本文的观点，二映证历史上也有今天，也有和今天一样的事情发生过。
四．循环论证
循环论证是中国式学术的“传家宝”，其中，精于此术者，自然是儒家的第一高手孔夫子了。《论语》中，有一段季路和孔子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是：
季路问孔子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你还没有学会如何对待人，就别说对待鬼神的事儿。明摆着，孔子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鬼以及如何对待鬼，可，他就用这种“太极推手”，把季路打发了。
可是，季路是一个死心眼，也不看孔子的脸色，接着问：老师，我想再问问你有关死亡的含义。孔子的办法，一如既往，他轻描淡写地说：不知道什么是生，又怎么能知道死亡呢？
孔 子这一掌，总算把季路打明白了——因为，之后，我们再没有见到季路问这种“愚蠢”的问题。不但如此，整个儒学历史上，再也没有人探讨有关死亡的命题了。所 有儒学家，都盯着现在和现世，好像人是一种天然的存在，中国人既不关心“人”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人类的未来将向何处去，这种处世态度，直接的后果是双重的危害，一方面，它使得中国人缺乏宗教精神，因为，对死亡的探讨，必然超越人类的理性极限，而宗教的根据地，正是对人类理性的悖反。另一方面，它也摧残了中国人的科学精神，因为，对生命的探索，必然导致对人类起源的追索，这条线索，正是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
所以，儒家在生死问题上，是空白。填补这一空白的，是佛教。佛说，我们出生之前，有前生；活在世上，是现世；死了之后，是往生。看，这才是真正的答案。回头 再看孔夫子对季路的敷衍，是不是很低级和可笑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一点，孔子就做得不怎么样，“万世师表”，从何说起啊。
不可否认，世界万物，大概都有其对立面，如生与死、黑和白、聪明和愚蠢，美女和野兽——对事物对立面的了解和掌握，应该有助于对其自身的解剖，但是，“求反”并不是寻找问题答案的正确方法。正如，懂得了“生”，对“死”一样茫然；熟悉了男人，对女人同样的无知；看清了“白”，“黑”照样一团漆黑；找到了 “物质”，“反物质”还是毫无踪影。所以，孔子的回答，只能算是耍小聪明，于寻找答案，毫无帮助。但，历来的儒学家们，却为此沾沾自喜。
要是我，我就这样问孔子：“你别管我懂不懂如何事人，我只想知道如何事鬼；你也别管我懂不懂什么是生，我只想知道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把孔子逼到死角，看他作何反应呢？
孔子是循环论证的始作俑者，但并没有登峰造极，真正的珠穆朗玛是“五行生克”理论——这可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法宝，有了它，中国人终于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了。
五行，是水火木金土，是古人观察到的自然事物。首先，人们发现了水和土之间的关系，即：土可以拦住水；此后，逐步创造出了五行相克理论，即：水胜火、火胜 金、金胜木、木胜土，土再胜水，正好是一个循环。董仲舒调整了五行的次序，为：木火土金水，并在五行相克基础之上，演绎出了五行相生循环，这就是“比相生 间相克”，即：相邻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和相间相克。
五行理论，一出世，就是有毛病的。如，金生水，怎么理解呢？古人用金属的盘子，放到月亮下面，不久，盘子里就会凝结一些水珠。这就是金生水。这个盘子，也叫承露盘。乾隆皇帝喝茶，要用露水泡。他就让40个宫女，每天用金属盘子，半夜三更在月亮地里承露。秋夜寒冷，草深风大，宫女们个个冻得身体发僵嘴唇发紫，只为了乾隆爷之“玉液琼浆”。乾隆真不愧为“五行理论”的大师。
盘子里的水，是空气中的水分子遇到金属冷凝之后，汇集而来的。不是“金生水”，而是金接水。由此可见，“五行理论”是靠不住的。儒学家可不管这一套。“信则 有不信则无”，他们将五行理论，放之海内，万事万物，均归于五行。五色无味，五音五脏，东西南北中，酸甜苦辣咸，都在其中。
也有不合五行的，如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五行专家们，就增加了一个“四时”，作为四季之外的“季节”，以与“五行”相匹配。“五行”学者，要是知道赤道附近只有雨季和旱季，又该对“五行理论”作何技术处理呢？我想不出来。
“五 行理论”内含的循环论证，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彻底打入了死循环。“五行理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看似天衣无缝完美无缺，实际上，则是原地打转，不能前 进一步。就像一架钟摆，左右震荡，却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循环论证作为一种辩论技巧，有点儿用处，毕竟可以在口头上“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对事实之澄 清、真理之探求，完全没有任何益处。
与 循环论证不同，西方的演绎法，始终在追求一个唯一的起点——他们的逻辑不是“曲线”，而是“直线”，即：任何一个逻辑节点，在整个逻辑链中，只出现一次； 最早的那个节点，就是逻辑起点，也就是所谓的终极真理。显然，这是一个异常艰苦的过程，“路漫漫兮”，遥遥无极。至今，西方人也没有找到这个逻辑起点，牛 顿的“第一推动力”、笛卡尔“人性的光辉”，都是为填补“终极真理”的空白，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或者说，西方科学体系始终是不完美的，这个漏洞正出在其源 头。
儒学没有漏洞，因为，它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循环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