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道和权变的关系，实际是常规与应急的关系。所谓权，本意是衡器秤砣，引申为通过衡量轻重而灵活应变，又引申为为了目的而变通手段计谋。按照孔子的说法，权变最难。“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稍有不慎，用权就会背离原则。董仲舒强调，权虽反经，但应在可以允许的尺度内。问题是这个尺度的灵活性太大，把握不好就可能不择手段而危害价值准则。在关于凤翔节度使李楚琳的处置问题上，陆贽对“权宜”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李楚琳本来是朱泚部下，趁泾原兵变之机杀了凤翔节度使张镒自立，与朱泚勾结。奉天解围后又遣使入贡，表示效忠唐室。当时军务紧迫，危机未除，德宗不得已授予其凤翔节度使衔，后来想更换又因时机不成熟只得搁置。长安收复御驾返京之时要路过凤翔，德宗打算趁有护驾军队之机更换李楚琳，“既有迎驾诸军，威势甚盛，因此替换亦是权宜”。陆贽对此坚决反对，“以言乎除乱则不武，以言乎务理则不诚”。强调这种权谋有亏道义，“易一帅而亏万乘之义，得一方而结四海之疑”。陆贽指出：“以反道为权，以任数为智，君上行之必失众，臣下用之必陷身，历代之所以多丧乱而长奸邪，由此误也。”他主张君臣关系要堂堂正正，进退以礼，最终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
用权必须考虑对价值观产生的实际影响。在德宗由奉天逃难到汉中的途中，有百姓为德宗进献瓜果。德宗大为感动，指示陆贽可以给这些进献瓜果的百姓授予散官或试官（不任实职的虚衔）。显然，德宗认为这是特殊情况下笼络人心的一种权宜之策。而陆贽坚持不能用官衔赏人，他强调官衔爵位是“天下之公器而国之大柄”，以钱币赏赐就已足够，用官衔赏赐“起端虽微，流弊必大”。德宗却不以为然，认为“试官虚名，无损于事，与之无妨”。陆贽不得不再度以长篇大论说明名器的重要性，批驳德宗。这说明，陆贽对能否权变的判断，以坚守道义准则为度，即手段变化不能造成价值观的转移。正如孔子在关于礼制变化是否用权时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本来用麻，改为用丝节俭一些，这可以。拜见君主本来在堂下，改为在堂上，所表现出的倨傲违背了礼的本意，即便大家都拜于上，我也坚持不改。陆贽在官爵名器上的不通融，可以说正是传承了孔子的精神。
从总体来看，陆贽所作所为正多于权，他高度警惕权变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德宗逃到奉天时，朝廷不成体统，随员七零八落，以翰学身份主持政务的陆贽，并不拘泥于制度规范，一切从权。可以说，奉天和兴元时期陆贽的内相之名，就是对唐代宰相制和三省制的一种权变。然而，大乱平定，朝廷回复正常运作后，陆贽就主张把特殊时期由翰林院行使的正规公文起草职能交还中书省，回到常轨。“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
以现代管理学的眼光看，陆贽的所言所为，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治道奥秘。他主张在帝制架构下，以皇帝压抑私人意欲的方式确立王朝政治的管理支点，以君臣之间的上下等级关系和信息反制关系构成管理主体。由皇帝体天下之意，由臣下格君心之非，从而形成颇具中国特色的治理结构，并奠定君主南面的权威和精英从政的实效。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和自下而上的组织运行，形成否、泰、损、益四个卦象，组织在否极泰来、损上益下的运动周期中实现自己的使命并体现自己的价值。陆贽主张以“诚”化解组织防卫，这同当代的组织学习理论原理类似，但其运作不同，由诚出发形成的组织学习内容，是人格担当而不是知识储备，是价值导向而不是技能导向。尽管陆贽“精于吏事，斟酌决断，不失锱铢”，但他却十分反感精明过头、锱铢必较的人物类型。由此而可看出，中国古代推崇的管理精英是士大夫类型而不是职业官僚类型，弘扬的是价值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虽然陆贽自己很聪明，但他推崇的是执著型人才而不是智慧型人才，在他心里信念要比技巧重要得多。在这些方面，陆贽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陆贽的主要功绩在时政应急的实务上，然而在历代的宰相中，他最富有学者气质，也最能坚守道义准则。要准确把握陆贽的管理思想，当读《翰苑集》原文。史称“其于议论应对，明练理体，敷陈剖判，下笔如神，当时名流，无不推挹”（《旧唐书·陆贽传》）。二手转述，往往逊色于原文。
陆贽给后代留下的难题在于：以德宗对他的信任，以及他在政务中的施展，不可谓不遇。然而，即便这种非常罕见的君臣相得，也很难保持下去。正如《旧唐书·陆贽传》的史臣所言：“贽居珥笔之列（指翰林学士），调饪之地（指宰相之职），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诚，群小共攻其短，欲无相逐，其可得乎！”《新唐书·陆贽传》则把陆贽见逐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德宗听信谗言：“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谗幸逐犹弃梗。”并断言“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不论造成陆贽被排挤贬斥的原因是什么，他所倡导的这种治道，只能寄希望于超乎寻常的明君贤相才可实现。一旦君臣一方稍有瑕疵，他们的关系就会出现裂痕。假如陆贽不是那么固执，略微有所变通，以德宗对他的亲信程度，君臣密切关系可能会维持得更长久一些。但是，一旦陆贽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迟早会与他所反对的价值观念和光同尘，最终甚至会同流合污。而坚持原则寸步不让的执拗，又难以形成必要的妥协。因此，陆贽在论证治道时所主张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而在实践中能够实现的程度有限。陆贽对后人的现实意义，在于给后人展示了一位为理想而不懈努力的正人君子形象，激励人们在管理实践中提升并保持自己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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