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一走进中国大学课堂就要学习“劳动是唯一价值源泉”的理论。劳动固然创造价值，但是怎么能够因此而否定土地资源、资本、技术、管理等也是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呢？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采纳了类似“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提法——“让一切知识、劳动、技术、资本和管理的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然而，即便是五大财富源泉理论，也只是“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对“硬财富”世界的解释。有很多商品，比如，一手股票、一首歌曲、一个软件、一幅名画、一件古董、一场演讲，到底怎么测算其劳动成本、要素成本？
 
    事实上，金融产品、知识产品、信息产品、文化产品、服务业产品为代表的“软财富”和“软产品”本身并不属于牛顿物质世界，而是属于爱因斯坦以后的相对论、量子理论、不可测理论、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微观粒子世界、高速运动的世界，以及人类思维的世界。在这样的软财富世界里，“软商品”不但没有固定劳动价值可计算，也很难有固定的物理成本，更没有确定的效用和供求关系。如果固执地按着“硬物质”世界的规律去认识和分析它们，就会每天犯错误，并且给经济实践和财富管理带来巨大的损失。
 
    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所传授的劳动价值论、三要素成本定价理论、内在价值或效用价值理论、供求关系曲线理论，都是20世纪以前的学者发明的，都是诞生于牛顿时代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如今，物理学已经前进了几百年，而经济学的基础价值理论却仍然停留在十八、十九世纪——让理论和实践的冲突天天发生，让企业家和投资者们在黑暗中靠着直觉摸索前行——这不仅是经济学的悲哀，也是哲学和所有社会科学的悲哀。
 
    为了更新人们的财富观念和价值理论，十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新财富论》《财富的觉醒》《民富论》等著作。虽然依然不能扭转经济学界关于价值论的传统误区，但是也产生或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共鸣。
 
    比较值得一提的学术共鸣，首先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创始人、前院长冯春安教授。作为研究和讲授了半生政治经济学的专家，他看了我的新财富和价值理论之后，首先表示高度认同。
 
    之后，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晏智杰教授作了深入而兴奋的交流。晏教授早在光华管理学院分立出来之前就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作为国内政治经济学鼻祖级的人物，他居然也高度赞同我的理论，并且满怀激情地向我介绍了他的“新价值论”。
 
    多年来，当我在不同场合介绍我的“软财富”理论时，在投资界得到了令人吃惊的认同和呼应。一批又一批专注于金融、书画、文物、邮票、影视、奇石、信息产品经营和研究的朋友听了都如获至宝，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原来，这些企业家和投资家由于缺少正确的理论给他们经营的商品定价，不但在实践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经常被误解为投机甚至欺骗。
 
    2013年，企业家彭中天先生和《英才》杂志社的几位主编几乎同时向我推荐了中航工业集团董事长林左鸣先生的一本书《广义虚拟价值论》，说与我的理论有相通之处。我读了以后欣喜地发现我不但找到了理论的知音，而且找到了同样为国家的财富战略而呼吁的实业家，并且有可能与这些物理学、数学功底更深厚的学者一起构建软价值理论。
 
    当冯春安教授、晏智杰教授等研究了一辈子价值论的权威专家都要否定传统价值论，像林左鸣先生这样的物理学家都忍不住要来写新的价值理论、揭示新的价值运动规律的时候，经济学界的价值理论革命也许已经不可回避了。
 
    这正是我不断探索并完整提出软财富和软价值理论体系的宗旨，希望软财富论能够解决金融经济、文化经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服务经济的财富观和价值认识的误区，树立更适合这个时代的财富和价值理念。旧价值论让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们带着错误的认知走向社会，而软财富和软价值论所揭示的新理论不但让他们正确地认识世界，还将带给新一代年轻人以新的希望！
 
    从23年前读《政治经济学》的第一天起，我就感觉劳动价值论有失偏颇，到13年前计划探索新的价值理论，到2006年出版的《新财富论》，再后来又有了2009年出版的《财富的觉醒》，以及2013年的《民富论》——如今，这个“财富论”选题的第四本著作即将出版，距离最初的学术思想萌芽、孕育已经过了十多年。漫长的学术探索之路固然是孤独而充满艰辛的，好在既不是为了评什么职称，也不是为了名誉或金钱，而是纯粹的个人兴趣探索和学术追求，所以也是乐在其中。
 
   当然，在财富与价值理论的研究过程中，还得到很多学术前辈的鼓舞。
 
    茅于轼先生在2006年看到我的《新财富论》之后，居然用毛笔写了两页纸的亲笔信寄给我，让我非常感动。2009年他又应邀为我的《财富的觉醒》写了推荐语。然而，当我电话给茅老师说要去当面表示感谢时，老先生在电话那头直率地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仅仅是为了这么个推荐，就不用专门过来了。”这一代老学人对学术无私的追求和支持，比起那些提个词、写个推荐就要报酬的学者或官员，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
 
    2008年，我与中美战略研究院的谭伟东院长共同去厉以宁先生家中探望，送给他我的《新财富论》，厉老师则送我他的《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并亲手签上他和他夫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想，我写《新财富论》时，原本以为自己够沉得下心、够耐得住寂寞了，但是拿到《罗马拜占庭经济史》才知道跟厉老师这代人差得远呢！虽然感悟，但是这两本书放在家里很久还是没有读完。2009年，偶遇厉老师的关门弟子程志强博士，程先生告诉我：你的那本《新财富论》厉老师看了，本来一直放在他家书架上，如今已经在我手上了。

    2012年，我又收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的毛笔来信，他是长期在理论研究、国家战略政策制定、教育等战线工作的老前辈，现任中欧国际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的刘吉先生。刘老在听了我的演讲后，嘱咐我一定把《新财富论》和《财富的觉醒》寄给他，收到我的书之后随即写来亲笔信说；“看到你们年轻人、中年人年年有新作，真是羡慕不已。抓紧机遇，著作等身吧！我老虽老矣，但是学习精神不减。您的大作我会抽空阅读的，如有心得，当再与您交流。”

    之后，开始与刘老偶尔有学术交流。除了得到刘老的鼓励和支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对我的启发。有一次我去看望刘吉老师，和刘老师还有秘书小李一起在中欧商学院的校园里散步。当我提到自己想组织一个真正有志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的青年学者论坛的时候，我说：“我想邀请那些有真知灼见、有创造性的学者，按着建设性的原则去搞研究，不要让那些思想太左的、太右的参加。”刘老却摇头说：“这个倒不一定，90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开座谈会就经常把左的、右的学者都请过来，让他们都发表意见，而且让江泽民同志坐在那里听。听一听又如何？”“后来跟江总书记到了北京，我也把各方面的学者都请过来讲……”“学术研究思想要开放……”
 
    除了得到上面学术前辈思想的鼓舞和启发，林左鸣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更值得我感谢。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托好友彭中天先生问一下林总是否能写个推荐后，林左鸣先生不但一口答应，而且专门抽了一个周末的时间亲自执笔写了本书的序言。（编者注：以下省略致谢若干）……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还望读者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