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点理论方面的。对于习惯直奔主题的读者，此段可以跳过。
 
　　制定经济政策的人和搞经济工作的人以及研究经济学理论的人，都在谈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业内和圈内人士的惯常说法是“供求矛盾”，尽管有“供求关系”的说法，但对这个“关系”的理解通常也是当作“矛盾”来说的。
 
　　这种把供和求看作是一对矛盾的认识自古就有。如中国自古就有“物以稀为贵”、“供不应求”、“供过（大）于求”、“有价无市”等等说法。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往往是以解决这个矛盾，平衡供求关系，满足需求，保障供给等等为出发点和原则来制定的。
 
　　不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这种原则和目的，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所本身具有的。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只有供求关系，但没有供求矛盾。如果一个市场出现了供求矛盾，那一定是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如政府等插足的结果。
 
　　自古买卖心不合。交易双方各自对交易的两种商品的价值判断总是有分歧的，从而导致对交易比例（价格）的确认上出现差异。但这种分歧最终都会在讨价还价当中加以解决。如果差异是互补的，则一拍两合双方成交，如果差异是无共识的，则一拍两散各自另谋。如果不成交，就没有市场存在，因此供求问题也就不是市场上的问题了。如果自愿成交，则意味着交易一定是对双方互惠互利的，因此也不存在供求矛盾。
 
　　不成交，并不是一种矛盾冲突，而是交易双方各自坚守自己的价值判断的结果，如果交易双方在自觉交易比例不合理的情况下在第三者干预下强行成交了，那并不是自由的交易，其中必有一方是忍气吞声了，这就不是自由的市场了。
 
　　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交易双方都是理性人。理性人就是按照其自己的价值判断确定交易的比例和成交与否的人，一旦交易自愿达成，外部观察者惟一能够给出的解释就是交易对他们双方都是有利的，是符合其价值判断的。
 
　　如此一来，我们就知道，自由的市场上并不存在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事情。也就是说，在自由的市场上，任何成交都是双方自愿的，由成交当中表现出来的价格，都是双方认可的，因此也不应该存在对价格高低的抱怨。
 
　　从需求方来说，经济学讲需求，只讲所谓的“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种有效需求的概念也是对市场的真实描述。市场上的商品从来都是卖给出得起价码的人的，这就是为何任志强说只给有钱人造房子的原因，所有的厂商都是给出得起价钱的人制造商品的，而不会给出不起价格的人制造商品。当然，这种说法当中包含着对需求者是弱势这种格局的默认。
 
　　从供给方来说，它并不总是强势，市场也常有处于买方市场状态的时候。在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的情况下，供方自然会调高价格，高价格自然会抑制需求，最终把出不起价码的需求变成无效需求而排除在市场之外，而能够接受高价格的需求者的需求则和高价位上的供给达成平衡。这就是“市场处处均衡”、“成交就是均衡”的含义。因此说，自由的市场是会自行达成均衡的，经济学对于均衡的研究毫无意义。
 
　　如果出现所谓的供过于求，需求方往往会压价，而供给方也往往会主动降价。供方也常常抱怨商品“卖不上价”，但这也和需方抱怨价高一样，只是一种矫情。只要供方还没有退出市场，还在交易，就说明价位对其是可以接受的，必定不会违背其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否则他就不是保持行为和动机一致性的理性人了。
 
　　所谓“供给”，只是商场上的习惯说法，在经济学上不应该存在“供给”一词。供给，意味着一种对他人的义务，而市场上不存在这种义务关系。市场交易是一种人们主动从事的行为，行为学谓之“操作行为”，而操作行为惟一基于需求动机。也就是说，市场上交易双方都是需求者，需求是目的，而所谓的供给仅仅是为了达到需求目标而采取的手段。
 
　　出现所谓的供过于求的情况时，供给方也往往抱怨需求不足，但这种抱怨是站在单方面立场思维的结果，也是无效的。供给方也是需求方，他需求对方手中的东西（如钞票），正因为他对对方手中的东西需求不足，才会高看自己的商品，才会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确定交易比例。反过来，如果他对对方手中的东西星期一旺盛，就自然会抬高对方手中物品的价码，比如原来对方是十换一，现在可以接受八换一或者五换一甚至倒过来一换十，这在自己看来是自己手中物品的降价，而在对方看来是对方手中的物品的涨价。
 
　　市场之所以被冠以“自由”二字，就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有决策权，有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决定是否交易的权利，也就是说他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市场是处理选择性需求的机制”。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处于没得选择的地步，不按照对方制定的比例成交就会饿死，就会处于安全隐忧当中，那么他也就谈不上似有权利了，变成了受制于对方，也就谈不上什么自由了。
 
　　所以，如果粮食、水、空气、食盐、国防等等这些东西，在“必需”的量级之内也被市场化了，则意味着要求把非选择性需求也交付给了市场，这种市场因为需方缺乏选择权利一定是不自由的。
 
　　传统理论对于供求关系的理解，根源错误还在于没有认识到，任何一宗交易，不论是用钱购物，还是易物交换，还是劳资交换，或者汇市交易，都同时存在着四个供求变量，当甲和乙就甲手中的A和乙手中的B进行交易的时候，甲通过供给A的方式来达成对B的需求，而乙则通过供给B的方式实现他对A的需求。而传统理论的错误在于把其中一方所持之物视为乌有，只考虑针对另一个交易物的供和求，而无视针对另一种交易物的供和求。这种思路自然无法得到正确的结论。
 
　　再说说实践方面的。
 
　　根据上面对自由市场的认识理论，现行的很多流行的看法和经济政策都是错误的，或许应该反其道而行之。
 
　　第一，粮价。刚刚说过，非选择性需求的必需品是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市场交易的，一定是受制于某一方甚至是第三方的。现在谈论这个问题，权且忽略这一点，看看在假定的自由市场机制下，站在第三方中立的立场上，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粮价。
 
　　众所周知，公共食堂的粮食浪费现象惊人。学校食堂的垃圾桶中白花花的米饭面条和整块的馒头令人心痛，令人直怨学子们不知悯农缺乏节俭美德。不光是公共食堂，粮食浪费处处可见，央视一则反对浪费粮食的广告说，每年从餐桌上浪费的粮食足以养活两亿人口。于此同时，全世界食不果腹处于饥饿状态以至人道危机的人口大有人在。而另一方面，则是粮农受谷贱之伤害以至于荒废土地跑到城里务工。
 
　　原因就是粮食是在强力的政府干预之下处于“伪市场”运转状态。但是，这种政府干预不是应该取消而是应该调整政策方向。如果是取消政府干预，市场自己运转将会导致粮价剧烈波动，要么非农人口难以承受过高的价格，要么农业人口难以接受低价而放弃农业。
 
　　就市场运作模式来说，政府应该在恢复口粮供应制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粮油食品的价格，至于让人浪费不起的程度，而不是现在这样一边照顾非农人口对粮价的抱怨，一边坐视他们大量浪费粮食。
 
　　粮价低贱，导致农地效益微薄而荒废，进而被用于能够产生更大效益的工业和商业用地。粮价提高之后，种粮有利可图，实质性地会提高对耕地的保护，这比空喊保护耕地红线有用。
 
　　第二，春运和火车票价。春节转眼又会到来，不用说对春运人潮旅途的艰辛以及铁路客运票价的抱怨又会是一波舆论浪潮。
 
　　对于春运人潮和旅途艰辛，历来的解决思路是要求多建铁路多发车次扩大运力。但这种思路只是从旅客单方面的思路出发，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市场化的解决途径。作为旅客，他们抱怨一票难求，且票价昂贵，甚至有人提出站票是否应该半价的讨论。
 
　　实际情况是火车票太便宜了。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物以稀为贵的规律却没有起到作用，铁路方面，作为一个市场角色，却没有权力根据供求情况调整票价，而是用现行的实名制和排队原则来缓解这个问题。
 
　　但是，实际情况是火车票太便宜。事实是，人们出行的方案有很多种，水陆空都有，包括驴行。之所以铁路成为春运问题的爆发点，就是因为它在多种出行方案当中对多数旅客（尤其是农民工潮）是最便宜的，是性价比最高的。一方面因为它便宜而选择了它，一方面还抱怨票价高且难得。
 
　　很多人在谋求私有化的图谋之下，提出并极力推进铁路的私有化。但是，如果认为铁路私有化就会缓解对春运潮的抱怨，那简直是太天真了。从公司化运作的铁路方面来看，如果客运是赚钱的，他们自然是乐见客运潮的出现，日进斗金的感觉没有人会不痛快。但是，维系这种赚钱状态的方法，并不一定是扩大运力，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涨价也是一个选项。如果能够在维持客运量不减的情况下涨价，不仅仅可以以现有的资产投入获取更大的收益，而且暂时避免了进一步投资的付出。把现有资源发挥到效用最大化，应该是厂商的首选经营策略。就目前的中国铁路现状和人口现状来说，铁路私有化之后如果是完全市场化运作，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票价必涨无疑。
 
　　如果铁路要扩大运力，必然要大规模投资。最近发改委一口气批复了多条铁路投资方案，总投资额接近七千亿之巨。但铁路投资涉及到土地征用和民房拆迁等耗费巨大的领域，投资的主体是谁？谁在为此买单？如果投资是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是为了（未来的）利润回报而进行的，那么请相信，未来的旅客一定会在得到出行方便的同时，支付更多的代价。而且这种支付可能还是当下的，如发行铁路公债集资，如在现行票价当中附加铁路投资基金，就像在水电费当中附加三峡建设费用和教育附加费用一样。总而言之难以看到车票降价的可能。
 
　　而相反，恰恰是国家垄断才能够铁路当前的运行长期维持这种低票价状态，低到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方式。现在的铁路，即便是从铁道部变成铁总，也不过是一个翻牌公司，依然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角色。但是，国家垄断带来的这种好处，不仅仅没有得到感恩，反而倍遭诟病。
 
　　同理，每年春节从广东到广西的摩托车大军的出现，说明在那条线路上旅行的人有很多认为骑摩托车回家更经济实惠。如果此线路铁路方面客流聊聊，他们就会降价来吸纳原本选择骑摩托回家的人流。
 
　　如果铁路运行通过提高票价的方式来实现现有资产投入规模下的最大盈利，一方面可以缓解客流压力，另一方也缓解了扩建铁路对土地的需求。
 
　　第三，高房价和空巢。现在的舆论导向和主流是反对高房价。但是，高房价的说法并不准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准确的房产市场的描述是，房价是有高有低的，也就是说，房市和其它商品市场一样，是细分的。农村被闲置的房屋比比皆是，偏远农村的房子几千块一座也卖不出去。而市场细分和价格差异是市场的常态，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抱怨者都是冲着好房子来的，一边想住好房子，一边却不愿为之付出代价。而且被抱怨的高价房不是指所有的房子，而是专指自己需要但尚处在别人手中的房子。这种抱怨非常正常，却不值得从中立的角度来加以附和，更不应该因此而干扰国家政策的变化。
 
　　由于城市房价便宜，所以，稍微有点积蓄的人都想往城里搬，无形之中造成了过度城市化和远郊及农村的空心化。在城市之内也是如此，由于改善居住的成本低，因此很多人不是选择居住在面积已经足够的旧宅里，而是选择购置新房。是低房价助长了人们难填欲壑继续扩大。
 
　　土地市场上的拍卖制度，是让市场需求说话，是一条真正市场化的制度，与其说土地拍卖推高了房价，不如说让需求得到了真实的表达。高房价抑制了对住房的无效需求，抑制对改善型住房的过度需求，同时抑制空巢现象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耕地和绿地保护，也有利于遏制过度的城市化以及缓解城市肥胖症。
 
　　错误的市场理论被房地产商加以别有用心的利用，将不知量力而行的人们因对住房改善的需求的抱怨引向土地供给，因果倒置地说房价高是因为地价高，要求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以此降低房价成本。还有人借此说，政府应该放弃耕地红线，把低效率的耕地用来建造更多的工厂和楼房。
 
　　但这都不过是贪谋土地利益和包藏祸心的谬论。现在的高价楼盘，当初的地价未必是高的，在低价取得的土地上开发的房产，房产商同样希望卖出最好的价位，而不是只造低价房。在强大的需求之前，成本的低廉只能起到扩大盈利空间的作用， 除非政策性限价。
 
　　逐利是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是商品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径指南。对于炒房团的讨伐也是属于舆论暴力和多余。是人们普遍的住房需求推高了人们普遍的房价预期，因此才有人去炒房，也就是说，是高房价催生了炒房团，而不是炒房团推升了房价。从市场参与者（如炒房团）的进退，可以基本判断市场的走向，但如果这种进退是市场之外的力量所左右的，则它只会扭曲市场而不是反映市场。
 
　　在福利和社保不能做到全民均等化的情况下，任何产品领域内的强制降价，都只能导致利益格局的更加不公平。
 
　　抱怨房价和地价的人，只是整个市场中的一部分人，其声音不是市场的全部而是局部。凡事偏听则信兼听则明，你可以去问问楼盘的销售人员他们的楼价高不高，可以去问问在土地招标中频频举牌的人地价是否太高了，还可以打听一下为何老业主们要打砸挂出降价告示的售楼部；你也可以去问问被拆迁的钉子户他们的房屋要价高不高，也可以去看看以命抗拒征地的农民地价是否给的太高。
 
　　第四，能源价格和环境问题。
 
　　整个宇宙运动都是能量驱动的，运动的过程也就是能量转换的过程。人类的社会运行也不会例外。但是，能源有一个价格问题，确是人类推行私有制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私有制，就没有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按照什么比例（即价格）进行的问题。
 
　　基于自然界价值中性的原理，人类对能源的利用必定会产生相应的副作用，这就是因过度使用能源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中国古老哲学讲“利害相随”“有一利必有一弊”，就是这个道理。能源使用越多，环境恶化越严重，根本不存在只有利而无害的所谓的清洁能源。
 
　　最近一段时间基于欧美联手制裁俄罗斯打压原油价格，中国坐收渔人之利，有车一族迎来了罕见的油价“七连降”，但是普京警告说，油价暴跌倒霉的将会是全球经济而不单是俄罗斯的能源出口经济。
 
　　如果考虑能源使用和环境污染如影相随的关系，就知道，普京的警告是对的。那么，提高能源的价格，就可以倒逼人类提高能源设备的运行质量，可以抑制交通工具的使用。正是因为能源价格低廉，才使得汽车这类耗能工具日益普及。人类的贪婪表现在于往往总希望甘蔗两头甜，置古贤利害相随的教诲于不顾，杜撰出“清洁能源”这种东西来自欺欺人。现在到了人类决定取舍的时候了，是要使用更多的能源，还是要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能源使用的多寡和经济的发展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到了是要经济发展速度还是要环境清洁宜居的时候了。经济发展可以简称为“钱”，环境问题可以简称为“命”。现在的选择题是，你是要钱还是要命。麻烦在于，这个选择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法在同一时间取得同一的认识。穷人身处污染严重的生产场所里以命搏钱，而富人躲到山清水秀的消费地方花钱养命。
 
提高能源价格，把多数人都排斥在随意使用能源的门槛之外，可以遏制高耗能生产工艺和设备的出现和使用。目的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速度和程度。
 
　　第五，奢侈品价格。在欧美各国都举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棒大搞反倾销和提高进口关税的时候，中国的发改委却匪夷所思地针对进口豪车、化妆品和洋奶粉搞起了反价格垄断，迫使进口豪车之类在中国市场降价销售。
 
　　奢侈品，是标标准准的“选择性需求”和“非必要需求”，应该也最有可能完全交给市场来运作，完全可以依据个人能力自己决定是否享用。国人当中，有钱消费奢侈品的是国民当中的少数，尽管绝对消费量占据全球奢侈品市场的相当大份额令全世界惊讶。所以，强迫进口奢侈品降价，除了帮忙国外品牌打压国内品牌之外，得益的只是少数国民。发改委针对奢侈品市场频频发力，不是替少数人所虑，就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了。
 
　　而且奢侈品的降价还不一定会使受益者感恩，相反可能还是一个热脸贴着冷屁股之举。之所以要买进口的奢侈品，不光是因为它质量的确不错，更主要的恰恰是因为它的高价。奢侈品的消费者需要以高价来标榜自己的高贵和富有。穿着名牌服装的人走在街上脸面和地面的夹角都比穷人大好几度。如果官方出面把奢侈品的价格打压到一般国民都享受得起的程度，人人都是身着世界名牌服装，座驾世界豪车，那富人的富足和高傲又该从何体现呢？在一个土豪们都无法表达自己的富有和高贵、拼搏一生还是和穷人们享受一样的国度里，他们会称赞这个国度“有意思”吗？没有以高价作为标签的奢侈品，就没有了奢侈的生活，没有了奢侈的生活，还会有为发展经济而奋斗的人吗？
 
　　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