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陆贽的批评，德宗并不服气，他反过来声称：“朕本心甚好推诚，亦能纳谏。但缘上封事及奏对者，少有忠良，多是论人长短，或探朕意旨。朕虽不受谗谮，出外即漫生是非，以为威福。朕往日将谓君臣一体，都不堤防，缘推诚信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故，却是失在推诚。”类似这种辩解，古今中外并不鲜见。现今的管理者，在提高诚信时，往往心存疑虑：我信任你，你欺骗了我怎么办？诚信对奸诈，岂不是诚信者吃亏？对此，陆贽从行为互动的角度，论证了诚信必须由上层率先做起的道理。“故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正是在陆贽的批评下，德宗才接受了陆贽替他起草的罪己诏书，“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辞，不得不尽。”其悔罪的真情诚意得到了朝野的高度认可。
 
    当然，陆贽也没有把信息阻隔的因素全部归之于上级。他认为，管理中的过失，“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他把造成上下阻隔的原因归纳为九弊：“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来自上面的有六弊：“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衒聪明，厉威严，恣强愎”；来自下面的有三弊：“谄谀，顾望，畏愞”。然而，陆贽通过推理说明，下面的三弊，正是由上面的六弊产生的。君主好胜人耻闻过，下面就会谄谀；君主骋辩给衒聪明，下面就会顾望；君主厉威严恣强愎，下面就会畏愞。归根到底，诚的实现是由上而下的。正是陆贽对“诚”的推崇，对内圣外王之道给出了新的解释路径，也为中国古代的组织学习思想开了先声。
 
    君臣关系的另一面是臣道。陆贽有一句名言：“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这句话，是别人在劝他进谏不要言辞过于峻厉时的回答。当今研究陆贽治国思想的文章，往往偏重于其政务能力方面，而对其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论及不多。实际上，陆贽在臣道上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向世人展现了一个“何为大臣”的人格典范。他以文名脱颖而出，以能名绽放出翰苑十年的绚丽色彩，以直名在宰相位置上应对上下左右的各种压力，以埋名在贬黜之后实现了士大夫的最后修炼。如果拿“冰山模型”为喻，陆贽在政务上的所有成就，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可见部分，而他的内心信念和为人准则，则是水下的根本部分。他从不滥用德宗对自己的信任，恰恰相反，正因其信任而做到直谏不讳。无论是进言还是建策，陆贽都不考虑自身安危，“不以浅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为了做到体公循国，陆贽对他人不设防，对自己不徇私，对皇帝不顺承，对贪渎不留情。以正求公，以直奉公。他批评玄宗后期的政治道：“有深谋远虑者，谓之迂诞惊众；有谠言切谏者，谓之诽谤邀名。至尊收视于穆清，上宰养威于廊庙，议曹以颂美为奉职，法吏以识旨为当官，司府以厚敛为公忠，权门以多贿为问望。”抨击大臣的群体堕落，从反面说明了陆贽的臣道观。前面已经说过，陆贽在对待政敌窦参上表现出大臣之体，而在对待皇帝宠信的裴延龄上则表现出嫉恶如仇。此类事例甚多，有兴趣者可读《翰苑集》了解备细。

    需要说明的是，陆贽所谓“上不负天子”，不是指私恩而是指公义；“下不负所学”，不是指技艺而是指信念。诚然，德宗对陆贽以亲信视之，而陆贽对德宗则以道义匡之。当德宗避难奉天之初，曾对陆贽说过：“今遇此厄运，虽则是朕失德，亦应事不由人。”陆贽立即反驳，详细指出德宗的种种失误，尤其是批评德宗“能干”的失误。“神断失于太速，睿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之间，不容辩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臆度之际，未必然也。寡恕则重臣惧祸，反侧之衅易生；多猜则群下防嫌，苟且之风渐扇。”正是德宗自己的“神断睿察”，才是引发变乱的真正原因。在陆贽看来，不客气地指出德宗的这些失误而不是为其开脱，才是真正的“上不负天子”。陆贽在政务处理和时变应对上不乏远见卓识，谋略策划高人一筹，这些都值得称道，但他真正坚守的是由学而得的原则和信仰，绝不“站队”。在与同僚与下级的关系中，陆贽始终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不让步。即便是政敌，该宽容时则宽容；即便是亲信，该收拾时则收拾（学界个别人虽然提出陆贽也有朋党之说，但属于史料上并不可靠的诛心之论）。平心而论，学者要做到“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这两条，虽然有难度却并不鲜见，真正难以做到的是“不恤其他”，只求自己心安，不在乎别人议论。如果把陆贽放在当代，他绝不会提出“克强经济学”来赞颂政府，也绝不会提出“穷人经济学”来讨好下层。这种夹缝中的坚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也反映出精英政治的本质。

    在朝廷和社会的关系上，陆贽由“民为邦本”推论出社会为朝廷之本。这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关于两税法的批评上，财政问题向来是国家治理的焦点，陆贽的思想概括其主旨就是“均赋恤民”四个字。国家赋税制度的设计原则，要从裕民出发而不是从理财出发。“夫作法裕于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于财，未有不失人者也。”他对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给出了新的解释，即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实现“均赋”，在国力和民力之间做到“恤民”。“是以人为本，以财为末，人安则财赡，本固则邦宁”；“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自古及今，德义立而利用不丰，人庶安而财货不给，因以丧邦失位者，未之有也。”在国库和民众之间，“财散则人聚，财聚则人散”。陆贽针对的是民穷税增的问题，反对以国库收入增加作为官吏的考核标准，要求改变户口增长而没有抚恤百姓、田野垦辟而民不乐业的偏向，纠正“但务取人以资国，不思立国以养人”的做法，把政府的社会职能重点放在抑制兼并方面而不是放在聚敛钱财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陆贽并非仅仅是重复儒学的道德高调，而是在民众优先的原则下，对赋税制度及其具体操作有着细致的分析论证，并非空谈。细读《均节赋税恤百姓》的六条奏议，可以看出陆贽在这一方面的殚精竭虑。史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往往拘泥于一个僵化的公式：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是历史的进步，陆贽反对两税法，所以陆贽的反对就是抗拒历史潮流，而全然不看陆贽在两税法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辨析。这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所谓研究，难免厚诬古人，误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