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制度企业家要能做出大势的判断。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都选择不合作。和一阶囚徒困境不一样，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则，应该有人惩罚你，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赚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但是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还有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改变旧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已经有一种规则在那儿，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人都很爱脸面的天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比如你想自由恋爱，但是你不敢，因为你自由恋爱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对你父母家人都会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好多商界竞争还要激烈。

　　由于有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好运气。如今这些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很受尊重，但是他们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很悲惨的，领着他的徒弟到处游说，没吃没喝的，还没有人听，经常被别人赶走。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学术被定为“伪学”，他被叫“伪师”，连他的徒弟都被叫成“伪徒”。像穆罕默德可能是个例外，他活着的时候既是宗教的领袖，又是国家元首，合二为一。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制度企业家之间竞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赢家通吃。在制度创新方面，赢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一个特例，像微软叫赢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产品或者网络效应比较小的产品没有赢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饭馆，四川的东北的陕西的饭馆都可以有市场，都可以赚钱。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微软平台和安卓平台之间的竞争，或者像不同3G标准的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规则市场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和商界企业家的客户不一样。商界企业家的客户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点，总体来讲都是当下的活着的人。而制度企业家的客户主要都在身后，甚至数百年之后。比如说孔子，他去世的时候，仍然是百家争鸣难分高下，他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他真正的客户是他死后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孔子的客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商界企业家即使仅仅因为想赚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制度企业家不同，他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他的客户即使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则，接受了他的产品，并没有办法给他付钱。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用它但是没有人愿意付钱，所以制度企业家不可能以盈利为目的。

　　这些人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为人类创造游戏规则呢？我的看法，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独有钟情，基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对人类博大的爱和使命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圣人”，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很难去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很抽象，如果举个例子你就不觉得抽象了。比如你写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官方很不喜欢，你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定会劝你得小心，文章千万不要发表。你说了某一句话会有朋友劝告你，这话最好不说。对常人来讲，我们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标准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圣人”来讲，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如果认错交了罚金就可以流放，不会失去生命；耶稣只要认错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孔子如果愿意配合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他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劝过他们，要他们不要太较真，“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他没有听，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利害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些“圣人”一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那种使命感，那种为人类的博大的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按常人的想象力去想的。

　　即便不是“圣人”，他们也一定与众不同。至少他们对死后的名声比身前的名声更加看重，否则他们不会为了坚持理念而忍受身前的痛苦。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痛苦不是痛苦，因为违心地改变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对他们来讲殉道是才是真正的快乐，绝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的那样一种痛苦。裴多菲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兼可抛”。当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圣，如果任何人想剥夺你的自由，你都不愿意容忍，因为自由的价值比生命可能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那些“圣人”或者不是“圣人”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极其敬重的一批人，他们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