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
中国今天是不是也可以叫“天下无道”？这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
简单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产权制度。产权是道德的基础，私有产权才使我们这个社会能走出囚徒困境。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每个人都身处囚徒困境。包产到户把把地分给农民，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产权对道德的影响。所谓公有制就是占别人便宜，怎样能把别人的东西无偿拿走。在传统中国，勤劳质朴本来是农民的美德，但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后，谁懒惰谁得的好处多，于是勤劳的人都不勤劳了，说真话的人也开始说假话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政府不受法治和民主约束，也不受声誉机制的约束。政府不守规矩老，老百姓也不可能守规矩，当他的权利不断受到侵害的时候，你让老百姓守规矩怎么可能？过去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自己的声誉，因为他玩的是长期博弈，想着把江山传到千秋万代。现在政府声誉机制不起作用，因为它的权力更大了，缺少约束力，官员也没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干什么事情都不害怕。第三个原因是理念的倒退。今天中国人对于民主法治的认识、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理念还不如一百年前。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金观涛先生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看看一百年前中国人有一些什么理念。第五个原因是转轨时期的失范。从一个体制走向另一个体制的时候，旧的规则可能不再起作用，但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来，这个时候叫变革中的示范。
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为什么现在天下无道？怎么才能变成天下有道？一百年前我们接受了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智慧，后来我们又把这些智慧抛弃了，这是很大的遗憾。第一个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创造了文明，但是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没有参与新的思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但那个复兴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现代，而是一种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复古是一个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中国需要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价值去说服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改变，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
我特别想讲一下儒家与民主政治。对儒家的争议很多。我自己的看法是，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没有民主的制度架构，所以儒家提出来的社会秩序和理想制度，还是寄希望于“圣君贤相”，但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没有找到制约君主的“倚天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有政府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权力真正为民所赋，才有可能使得政府做到真正执政为民。新儒家的代表牟中三先生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以前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以往没有政权的民主，故而治权的民主亦无保障，只有靠圣君贤相的出现。而依赖于好皇帝、好宰相出现的情形是不可靠的。但儒家文化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台湾地区、日本、韩国也都是接受了儒家文化，但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
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体制过去有三大支柱：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文化。皇权制度下，国土、国家、人民是“皇帝”的私产，这个观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过来。西方曾经也是这样，用路易十四的话说，“朕即国家”。但是后来西方突破了这个观念，国家是人民的，主权是人民的，人民是自由和理性的，这时候的统治者只有为人民服务，他的统治才有合法性。科举制度保证了中国的职业化管理，是全世界最早实行的选拔体制，但它的坏处就是把大量优秀的人才吸引了到政府，这些人不创造价值，只是分配财富，而且不是按照市场逻辑，是按照强盗的逻辑来分配。最后就是儒家文化。在上个世纪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传统体制的三大支柱全部倾倒。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1919“五四”运动把孔家店也砸了。现在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需要理解过去的体制和未来我们需要的体制，它究竟应该怎么变化？我们不能太着急，因为欲速则不达。今天的中国人，既没有西方人的的法制观念，又丢失了中国人传统的的廉耻观念；我们打倒了君主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民主，这都与我们操之过急有关，稍有些耐心可能会好一些。民主的进程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们曾电视里看到台湾议员在打架，其实两百年前的美国议会里也是打架的，甚至打的比台湾还厉害。今年台湾的选举则完全不一样了。民主是一个过程，要给时间。我们未来也一样，搞宪政搞民主不能着急，不能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重新选一条道路，病急乱投医，结果吃错了药。如果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辈能更有耐心一些，也许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要比现在先进得多。
我们必须要避免这些大的失误。我在一篇文章中讲到人类犯错误其实就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无知，我们知道的东西真的很有限；二是因为无耻，为了自己伤害别人。大的灾难基本上是少数人的无耻和多数人的无知结合起来导致的。有些错误开始是是无知最后就变成无耻。大跃进时期我们真以为大炼钢铁、吃大锅饭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其实这里边也包含了好多无耻，上层无知，难道省市县里的领导们都不明白吗？但是他们为了保住卫自己官位就虚报，结果最后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在和平年代死了这么多人是不可想象的。最高领导层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无知真相信这东西，后来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准备纠正这个错误，但因为彭德怀写了个万言书，本来的反左又变成反右了，那就是无耻了。文化革命的发生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有一些人解释是因为无知所致，想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种解释是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这些大家可以讨论。无知和无耻是我们人类犯错误的两个基本原因。不要以为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人知道的很多，他们经常也是无知的，有时会把人类引向歧途。所以，人类需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人的无知或无耻导致社会的灾难。目前来看，这个制度就是市场经济，就是自由，就是民主。我们要实行市场经济就一定要给人自由。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把所有人的信息集中起来。信息主要靠在市场交易中传导，靠企业家传导，因此市场经济可以避免人类的无知和无耻造成大灾难。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民主是假的，你没有自由，选票就不是你真实意思的体现。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搞计划经济，政府权利过大，有时候认识到出了问题为时已晚。比如计划生育，也许再过三十年我们才会明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胎化政策，对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会有多大。
我要特别强调思想的市场更重要。那些轴心时代的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尽管面临诸多迫害但他们还是站出来了。我觉得任何思想不论多么的伟大，只要被官方钦定居于垄断地位，就会走向反面。任何一种东西再好，变成了垄断以后就变坏了。包括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排斥任何其它的宗教，最后就会走向腐朽，直至最后出现文艺复兴，出现启蒙运动。对于中国的未来，我们需要变革，我们需要民主文化，需要法制文化，要有新的制度企业家，前提是我们要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的思想就很难出来。任何事情首先要允许大家讨论是很重要的。
最后，我要为经济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辩护。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现实中的人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么理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讲人是自私的，弄的大家都唯利是图，甚至损人利己。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医生告诉病人有病，你不能说这个人死了是因为医生说他有病才死的。事实恰恰相反。假设人是利他的，不仅不能使人变成好，反倒使人变坏。为什么专制制度在中国至今阴魂不散？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假设，就是皇帝是圣人，他不会考虑个人的利益，官员是贤臣，只想着为人民服务。如果我们早就认识到皇帝也是理性人，会为自己某私利，我们的官员也是理性人，一有机会就会贪污腐化，那我们早就起来改变制度了，腐败会比现在少得多。世界上最早实行民主的国家就是最早认识到统治者和官员也是理性人的国家。理性人的假设对促进社会合作非常重要。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建立真正好的制度，才能避免损人利己行为，使社会真正有合作精神，我们才能够有好的生活水准。耶稣假定人是有原罪的，我们生来就是要赎罪。如果耶稣假定我们人类高尚的不得了，基督徒就不会有道德了。我用这个比喻说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有积极性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社会天下无道，有好多腐败、损人利己的现象，恰恰就是我们没有真正接受这个假设。在过去的两百多年，经济学家对人类道德水准的提升做出了重大贡献。凡是信奉亚当？斯密理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人们的诚信度和合作精神就高得多，道德水准也高得多。凡是不信奉亚当？斯密理论，不搞市场经济而是搞另外的什么经济的国家，道德水平一定很糟。当然，中国今天的好多问题，我们要往五十年、一百年前去找病根，不全是今天的问题，只不过是今天表现出症状来了。我希望讲这些东西对大家有所启发。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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