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教科书里讲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理论,也可以说研究理性人怎么做出选择的理论。还有一种更狭义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价格机制。对此我有新的看法:经济学就是研究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谈到理性人之间的合作,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社会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博弈论讲的“囚徒困境”:每个理性的人都选择对自己最好的行动,但最后导致对所有人不好的结果。这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我们人类创造了好多的技术、制度、文化,目的就是怎么克服“囚徒困境”,不断走向合作。人类数千年来的进步,可以理解为不断走出“囚徒困境”、走向合作的结果。但每一次合作带来进步,本身又来会带来新的“囚徒困境”。比如我们有了互联网,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但互联网上存在着欺诈行为,本身又是一个“囚徒困境”。所以,一部人类的文明史,可以理解为我们不断的创造新的“囚徒困境”,又不断走出“囚徒困境”这样一个过程。
制度企业家的创新与风险
我们有各种制度,我指的制度是广义的,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制度,也包括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念等等。人类社会的这些制度,我们简单叫游戏规则,是自发演进的结果,不是一个计划的产物。比如西方的商法源自中世纪后期私人之间交易的一些规则,最后总结为商法。但我们要认识到,有一些人在这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把这些人叫做“制度企业家”。英文有个词叫NormEntrepreneur,是指改变社会规范,设立新规范的一些人。这个概念最早应该是芝加哥大学CassSunstein教授提出的,翻译这个概念不太容易,我选取了一个名词叫它制度企业家,它的含义比原来的NormEntrepreneur要宽得多,广义的讲,邓小平也可以叫做制度企业家。但我下面讲到的是非政治人物,不包括邓小平这样的人。
企业家的概念一般指的是商界企业家。商界企业家有如福特、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等这些名气很大的人,也有很多小的企业家,像杂货店的老板。同样,我们说的制度企业家既包括很多大人物,像孔子、老子、耶稣、朱熹、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等等这些名垂千古的人,当然也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制度企业家。许多杰出的商界企业家其实也扮演了制度企业家的角色。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改变了我们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规范,比如福特创建的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再比如互联网,它们都对人们的行为规范、行为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比如现在的MP3、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来录放机、随身听。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的创新意味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了原来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替代了旧的行为方式,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我们需要认同原来我们不认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比如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缠脚,认为脚缠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时候对脚的看法比对脸的看法更重要。清朝入关后下了两道令,男人要剃发蓄辫,女人要放脚。但是中国的妇女没有遵从法令,倒是中国男人乖乖地遵从了,所谓“男从女不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民国之后,缠脚就慢慢废除了。我们知道妇女放脚不是妇女主张的,而是男人主张的,主张放脚的这些男人,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文献,像康有为、梁启超可能就是主张放脚的这一类人。
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一样,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经验,制度企业家也是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这种需要。满足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的产品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性出发制造出来的产品。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稍有不同。商界企业家同一个行业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大众市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他们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随着遵守规范人们的越来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就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从判断需求的角度,商界企业家可以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能够猜得到消费者自己都不明白的需求,像我刚才讲的乔布斯、比尔盖茨这类人;第二类是能够满足已经在市场上表现出来的需求,像盖房子的、开饭馆的企业家;第三类更简单,叫订单生产,人家交给你设计好的东西你生产出来,像中国企业做的OEM。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创造社会上大部分人需要但不太明白应该是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像孔子、苏格拉底、耶稣这样的人,他们生活的那代需要新的游戏规则,但大部分人不清楚新的游戏规则应该是什么。第二类是创造社会上已经表现出来、但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游戏规则。所谓表现出来,就是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应该改变,但是人们仍然在沿袭旧的规则。第二类包括我们知道的好多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比如像东欧剧变的时候,在罗马尼亚的群众集会上,数十万都高呼齐奥塞斯库万岁,但是突然有几个人高呼打倒齐奥塞斯库,很快所有人都跟着喊,结果齐奥赛斯库政权就垮台了。这说明社会本身已经表现出这种需求,只是没有人在这之前真正把它挑明。这个时候只要出现这一类人把它挑明,他就可能很快成功。我们看到一些移风易俗的倡导者和旧传统的叛逆者,也属于第二类制度企业家。旧时代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有些年轻人自由恋爱,要冲破种种阻力,这一类人也可以称作制度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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