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中充满了无处不在的政治意识，他善于从底层认识他的国家。可以看出，他是简单并真诚的，正像他曾在《改变》一书中写到的那样：荣耀的死去胜过卑贱的活着。”纳威恩对本刊记者说。

    2008年，纳威恩准备出版系列图书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他想到了莫言。他寄去了在威尼斯给他们拍的照片，并请莫言写一篇有关社会变革的文字。莫言交了一篇3万字的长文，就是海鸥2010年出的莫言第一部作品《改变》。在这本书中，莫言以自传的形式写了他过去几十年在中国亲历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该书还是由葛浩文翻译，但没有出中文版。之后，海鸥拿到了莫言2003年创作的《四十一炮》，计划明年1月份面市。

    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世界各地的出版界人士正在参加前一日开幕的法兰克福书展。大家都向来自中国的出版人和书商祝贺，海鸥和负责海鸥图书发行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收到了祝贺。

    “我们没有大肆庆祝，但确实非常高兴。我们推崇的作家莫言竟然获得了诺贝尔奖，那种感觉就像原本需要几十年才能实现的事情一下子就到了眼前，甚至坚定了我对出版事业的信仰。”纳威恩激动地对本刊记者说。

    莫言获诺奖之后，海外知名度骤升。很多国外出版社找到莫言，希望出版他的获奖作品《蛙》，拱廊和海鸥也在争取。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也拿到了莫言的一本书，虽然他们的重点领域是西方文学，但他们还是准备在明年1月出版《檀香刑》的英文版。

    一位作家如何在国外找到出版商？除了需要将作品翻译过去，在国外，文学代理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被称为“接生婆（midwife）”，以示帮助作家找到出版社出版作品。

   “通常，我们通过几个渠道来了解作者，文学代理人是其中之一。我们能出版莫言，是通过文学代理人桑德拉以及译者葛浩文的努力。”拱廊出版公司执行主编卡尔·巴克斯戴尔（Cal Barksdale）说，“我们还通过参加图书交易会以及大型书展与其它各国的出版社联系，从中获取作家的信息。比如法国一家出版商刚刚出版了一位中国作家的书，我们会好奇他是谁。我们会去查他们的出版目录，或者有机会见面的话当面了解情况。另外，对某一个国家的文学或者作家有研究的学者也是我们关注的，他的眼光和意见非常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姚建彬介绍，中国部分优秀作家和诗人在域外已经有了自己的版权代理人，这些版权代理人会根据他们的判断来寻找、推荐优秀的翻译家。另一方面，作家、诗人跟域外的交流也很频繁、密切，他们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包括自己在域外受欢迎的程度，决定他们的下一部书交给值得信赖的译者。西方的一些出版机构、翻译家，目前也把触角伸向了中国，他们有一部分人在有意识地关注哪些中国作家最具翻译价值。他们成立了一个相对松散但又很有朝气的组织“纸共和国（Paper Republic）”，就是来自很多国家的具有良好中英文语言能力的人汇聚一起，其中一部分人是中国通，他们经常跟中国作家、出版社有联系。当中国作家出版新作品时，可能一般中国人还不知道，他们就已经掌握了信息。这些纸共和国的成员在有意识地做一些关于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工作。

中国的出版社能做到这一点吗？

    如上所述，莫言之为西方世界认识，最初是通过电影，莫言获奖后，是否会爆发其作品影视改编权的激烈争夺？虽然陈望治说，现在找他们来谈合作的影视公司已经不断上门，但本刊记者从博纳影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国内知名影视公司处获知，它们都暂无计划。就算想趁热打铁，莫言这块铁也委实不好打。以改编电影而言，短篇和中篇较为合适，而莫言的小说多为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长篇，长篇小说的影视改编，无论是抽取片段还是压缩全篇，对改编者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白鹿原》电影为人诟病也根源于此。

    “他的主题本身就是大众不感兴趣的。如果将其改编成大众感兴趣的，事实上就消解了他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教研室主任陈奇佳说，严肃文学改编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戛然而止，这既源于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是导演改编才华枯竭的结果。

    对这个问题，知名华人学者李欧梵曾写专著《文学改编电影》论述，他的结论是：一流的名著很难拍出第一流的影片，二流的文学作品反而可以拍成第一流的影片。而他认为，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中国近现代杰出小说”。

    不过也不尽然，葛笑政就透露，12月12日，美国一家研究中国文学长达两年的公司将与中国另一位实力派作家张炜签署其26部作品在全世界的影视改编权协议。它们也试图搞定莫言，但没有成功，因此很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