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风格很狂放，到了《檀香刑》和《蛙》，看得出他很压抑，而且因时间跨度大，伏笔多，往往要读好几遍才懂。”张作圣感慨自己年龄大 了，已跟不上学生的进步，连见莫言也开始变得困难。“近几年，特别不容易联系上他，太忙。”每次归乡的莫言，总会被政府拉去参加活动、做报告。“政府对他 很重视，因为他把高密推介出去了，对当地经济拉动都是能看得到的。”
高粱酒、九儿酒都是借莫言小说而注册的商标。莫言获诺奖后，前去注册与莫言有关的商标的人数激增，当地旅游部门也正在琢磨如何挖掘莫言资源。
但莫言回报故土的，依旧是通过自己的笔来推介故乡。1990年，莫言在《人民日报》连发《高密之光》等3篇报告文学宣传故乡。后来，他不仅在小说里 写到了高密地方戏“茂腔”，而且在北京多次推介。2006年，这个濒临灭绝的地方小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高密“三绝”本是剪纸、扑 灰年画、泥老虎，如今已变为“四宝”：剪纸、扑灰年画、泥老虎、茂腔。
别说是自己的老师，如今，就连家人也不是想见莫言就能见到。哥哥姐姐们心疼弟弟，怕他累坏身体，不过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早已习惯了这个为了创作寝食不定，但对家庭超级负责，偶尔又像小孩子的丈夫。只是在严厉一生的父亲眼里，莫言永远是个农民。
“想起老家的馒头和大葱我就想家。北京的大葱不好吃，北京什么都不好吃……大（即爸），今年春节我们回去过年，您能做点黄酒吗？用黍子米做，不要用 地瓜。另外告诉俺二嫂子，让她把酱包上几个地瓜放着，我好久没吃地瓜咸菜了。三儿 拜上。”这是2003年莫言给其父的一封家书。
如今的莫言，想吃地瓜咸菜更难了。家乡越是大张旗鼓，他越惶恐不安。其实，这种惶恐感贯穿了莫言过往的人生。2011年，他凭《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曾告诫自己用“10分钟忘掉这个奖”，以遏制膨胀的虚荣心。
惶恐外化成的低调谨慎处事风格，是莫言全家人的特点。传世家训中，低调谨慎是管氏家族在高密东北乡能够世代安身立命的处事智慧。历经战乱和政治风云，高密管氏只想做安分人，而不愿招惹任何是非。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生于1955年2月17日的莫言，小名“射斗”，大名管谟业。从他懂事起，“谦虚谨慎、低调做人”就被威严的父亲挂在嘴边。年轻时的莫言好动话多，他起笔名为“莫言”，便是为了遵循父亲希望他少说话的教导。
作品是作家对社会说话的一种管道，但莫言最初写作，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两位哥哥一样，当兵曾是他想“与地瓜、野菜离婚”的唯一出路，因为另一条出路—读书—因文革被迫中断了。
1961年，刚6岁的莫言开始上学。“他是班里32个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有脑子，语文尤其突出。”张作圣回忆，莫言擅长出奇制胜的开头和细致入微的 场景描写，比起其他同学的文章来，更引人入胜。他把莫言的作文常当范文朗读。莫言记忆力极强，且喜读书，可惜农村书少，张作圣曾召集学生成立一个图书角， 他自己和学生们把书凑到学校，“凑了四五十本”，有《林海雪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及刊物、连环画，莫言的父亲做了个小书箱，莫言当管理员。这 样，在小学时，莫言已读了好多大部头的书，其中还包括他靠帮邻居干活换回的书。发掘莫言写作天赋的张作圣认为，管家崇文尚礼的严格家教成就了莫言，“他爸 爸就爱看书，一辈子没得罪一个人，在村里很有威信。”
生于1923年的管贻范，解放前读过四年私塾，是高密管氏第23世孙。他谨小慎微一生，传承的就是管家世代“耕读”的传统。高密管氏是春秋时齐相管 仲的后代，世居胶东，以耕读传家，多文学隐士，少达官显贵。清末民初，莫言曾祖因官司败诉，迁至平安村（又称下洼），创业二十余载，家富足，育三子。莫言 祖父行二，名管遵义，字嵩峰；大祖父管遵仁，字嵩山。三祖父抗日战争时不幸遇难。在管贻范记忆中，他青壮年时期是在躲避战火中度过的，他把那些战火连天的 历史讲给了孩子们听，莫言用耳朵阅读获取的小说素材就包括这些内容。现在90岁了，管贻范还坚持看新闻、看书，炕头上还摆着一摞线装书，《易经》便在其 中。
“你能看懂《易经》吗？”记者问。
“看不懂。看不懂也爱翻翻。”老人家笑了笑，耳背目明，什么书都愿意看，就是没看过莫言的书。坐在他旁边的80岁弟弟管贻喜说：“莫言不给他看，怕小说里的内容不好，让他骂。”老哥俩各自的老伴都已去世，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虽都是耄耋老人，管贻喜在兄长面前还是特别恭敬。
年轻时，恪守传统礼教的管贻范就掌管着整个家族，和弟弟不分家。弟弟管贻喜不爱读书，想编草鞋卖钱，被兄长全烧了，逼他外出求学。如今80岁的管贻 喜，很感念兄长当年的逼迫，他现在是退休工人，一辈子没有像哥哥吃过那么多苦。当年他外出上班，哥哥负责教育他的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如今定居美国洛杉 矶。
解放后，农村兴起人民公社，家里的财产都要充公到生产队。“爷爷不交，我爸劝他看清形势，不交不行。”莫言的大姐管谟芳忆及过往，对父亲在特殊年代 的隐忍，以及在家中的威严深有感触，“他每天干完活，再累，回家也得先到爷爷奶奶屋里道个安。”而莫言借驴、马等动物之眼，用佛教六道轮回说架构的、反映 农村50年历史变迁的《生死疲劳》，正是自己家族及全村人命运的投影。
莫言63岁的二哥管谟欣说，他们的祖父没上过学，但博闻强记，手巧，木匠活精，自学打算盘，算账快，还会讲故事。擅长讲古的祖父和懂中医的大祖父是莫言文学上的启蒙人。“《东周列国志》、《山海经》、《封神演义》等一些神怪故事，还有三皇五帝的历史，都是两位老人讲的。”
爱给莫言讲故事，熟读《易经》并带莫言学中医的大祖父，对女儿管贻兰说：“（射）斗将来一定是个大偶侯（了不起的人物），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你肯定 能看到。”作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原型，75岁的管贻兰听到莫言获得诺奖后，忽然想起父亲当年说的那句话。莫言至今写作仍惯用繁体字，文稿工整，字体 漂亮，很有大祖父处方上的毛笔小楷风范。
管贻兰接过父亲的衣钵，1973年后才转向西医，接生技术极好，十里八乡闻名，退休后至今求诊之人不断。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当年便由她接生，她的二女儿王梅去年又为专门从北京回到高密的管笑笑的女儿接生。
而莫言小说中姑姑的第一个男朋友，背叛国家到台湾的飞行员，竟是管贻兰的哥哥、莫言大祖父唯一的儿子。1949年解放青岛时，这个堂叔到了台湾。这 也是管家在文革期间忍气吞声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让管氏兄弟们倍感孤独和压抑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有两头牛而在土改时被扣上“中农”帽子。
好在1963年，年长莫言13岁的大哥管谟贤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此事轰动乡里，也让管家人心绪稍平。同样喜好文学的 大哥，至今还是莫言小说的第一读者。教了一辈子书的大哥，亦擅长写作，《莫言研究》集刊中，每期都有其文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济钢，一个在华为。
孤独之外，莫言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的最初感受，还有饥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两大源泉。”莫言说。
莫言四五岁时就赶上了三年大饥荒，饥饿成了童年最深的记忆。管谟贤说：“莫言是兄弟中最小的，在家中似乎成了多余的人，由于饥饿，被认为很馋。”馋鬼莫言触犯了父亲教导的“不偷不抢不摸”，拔了生产队的一棵红萝卜。管父大怒，暴打了他一顿。
不在忍耐中死亡，就在忍耐后爆发。就像国人对诺奖的期盼一旦成真必然引发抢书狂澜一样，莫言青少年时期积压的饥饿感，在小说创作大门打开后，对这种 饥饿感的宣泄就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于1985年的《透明的红萝卜》，就揭示了作者对饥饿的深刻记忆，小说中“黑孩”的原型便是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被当时正在大栏中学教语文的毛维杰读到，通灵的风格让其过目难忘。“看到里面有好多熟悉的场景，如村头的滞洪闸，还有村里的一些人 物原型。”爱好文学的毛维杰听同事提到，平安村有个在外地当兵又会写东西的人，叫管谟业。由“谟”字分拆开正好是“莫言”，他便猜到了个大概。回乡探亲的 莫言，带着女儿管笑笑到家旁边的大栏中学玩，被毛维杰确认。自此后毛成为莫言的拥趸。1993年当上校长的他，在学校开了两间教室做莫言资料室，莫言的文 稿、小说、评论以及照片等资料，都被他收集到此，并作为“相似教学”的平台。莫言的创作经历，在他看来，与世界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类似，“都出生在 偏僻处，后来都到了繁华地，经历过反差极大的两种生活状态，这种刺激促其在作品中反思社会和人性。”
他把莫言的创作分为三个阶段：1976至1984年是模仿阶段；1984年以后是形成自我风格的阶段，其中《白狗秋千架》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 乡”字样；而1988年因苍山县出现的抢蒜薹事件创作的《天堂蒜薹之歌》，则使其创作进入超越阶段，容量更大，视角更大，历史跨度更大。例如，莫言带有民 间史诗风格的作品《丰乳肥臀》（1996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这部小说使其实现了从“为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的转变。
此后，糅合了魔幻主义、武侠传奇、抒情主义、结构主义、表现主义、现实主义的炫技式实验小说《酒国》（2001年）、以八国联军侵华为历史背景的 《檀香刑》（2001年）、以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改革为背景的《四十一炮》（2003年）、讲述中国农村解放后50年变迁的《生死疲劳》（2006 年），一次次将莫言推至创作巅峰。然而也有评论认为，他的作品“泥沙俱下”，充斥力比多（libido，指性欲）味道的语言，令很多读者无法接受。
莫言不在意别人的批评，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产物。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挚爱，他用掺杂着驴屎马尿的文字，把人的灵魂展示给世人看，而这正是他认为自己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他人的罪，由他们自己清算；他们自己不清算，由上帝来清算。我的罪，自己来清算，不必等待上帝。”莫言曾说，他曾把自己当作 极左年代的受害者，总是盯着别人的罪，但他早已决定不再利用文学清算别人的罪恶。“一个作家如果不敢袒露自己灵魂的丑，他的创作便不可能具有震撼人心、触 及灵魂的力量。”2011年他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谈到《蛙》的创作时曾如此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