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最后一个难题，也是柳总所担心的，文化转型问题就应该是联想当前战略实施的“拦路虎”问题了。笔者在所著《我在联想的七年》一书中的核心观点认为：联想由于贸工技这个弯子绕的太大，特别是上上下下骨干员工都太习惯于“贸工”了，OEM文化与制造业文化占统治地位太久了，恐怕走不到“技”了。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可能需要做些修正：如果联想能通过某种形式真的实现文化转型，那么联想还是有可能实现转型的。当然这个转型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而且这种转型在全世界也几乎没有先例。我们实在不能想象技术底子还很薄的联想能与技术起家的苹果能一比高低，也没人奢望联想的乐phone可以真的打败苹果的iPhone。其实重要的不是联想马上能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建树，而是需要一个真正的开端，有了好开端，有了一种倾向，就有了一种可能性。也许联想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或者需要更多的机会，还要加上中国崛起的大背景，在未来联想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我认为：研究联想案例对于中国企业永远都是有价值的。
某种意义上，联想可以代表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不断发展的足迹。也许联想走了一些弯路，也许联想“拐了大弯”，但联想毕竟一步步走过来了。仅这一点就永远值得我们尊敬！联想四分之一世纪所走的路确实坎坷不平，该遇到的都遇到了，一些不该遇到的可能也遇到了。仔细剖析一下联想所走过的路，不能不说是与柳传志的个人性格与特质密切相关。如果你用柳传志与任正非做比较研究，会发现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处在90年代初，公司同样发展了5-6年了，同样做贸易起家，同样遇到了各种困难。任正非选择了技工贸，柳传志选择了贸工技。不用做那些无意义的推测，什么如果怎样怎样就怎样怎样。柳传志走上这条路与任正非走向那条路应该都是必然的，说到底都是跟他们的特质与潜意识有关的。
老柳一定是对“安全”问题特别敏感，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倾向于保守姿态。我们从老柳后来对一些IT界大事件的反应也能得到一些佐证：比如80年代后期一些著名的技术型企业相继垮台，像王安公司、DEC公司等，这些事对老柳肯定有刺激；再比如老柳与宏碁的老板施振荣有过一次深谈。当时老柳询问宏碁国际化的情况，施振荣把宏碁走国际化道路的艰辛说了一通，使老柳觉得这里面水太深了。这些事件使老柳对高科技、国际化产生了畏惧心理。可能再加上当时联想对研发投入过大，造成资金链紧张，使老柳把生存问题提到了优先位置。总之多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使老柳下决心放弃了技术路线，走上了保守的贸工路线。这样做是绕了大弯，但是联想生存下来了。
很多人说为什么同样情况任正非走了另一条路也活过来了？我们只能说，那也许是小概率事件。联想如果当时也那样走，可能就没有那么运气。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那时可能都要选择联想的保守路线。历史不能重演，但是可以“复盘”。我们宁愿相信联想的选择是当时中国企业有代表性的选择。
另外在企业创新问题上，我很同意柳总的一段话。他说：“首先我对创新的理解，和别人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把目的看清楚了，研究清楚归根到底想要什么，然后选择你认为最该走的路。这中间的路，也许有先行者，可以直接推荐合适的路径，你照着学成了那也是创新。如果从这一点说，中国在机制、体制层面的突破，会是更大的创新。企业层面的创新很重要，是企业的本分，但是社会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恐怕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
企业创新是全面的，技术创新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一直认为：中国企业的机会在于未来经济实力的整体突破，如果中国经济再以较快速度发展20年，真成为了中等发达国家，那时的整体势能恐怕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与人才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到中国，那时中国企业才谈得上产生真正的技术突破。这就是中国企业的机会所在，我们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也希望联想能笑到那个美好的未来。还希望柳总别老为了一个产品的发布而冲到前台，神情严肃地跟某些企业叫板。老板的位置还应该是在后面，运筹帷幄于无形之中，这才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企业家应有的形象与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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