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市场如此重要，那为什么还要政府呢?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的过程，那么就必须在要素禀赋变化后，有先行者去采用新的符合要素禀赋特性的技术、进入符合新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先行者实际上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失败了他必须承担所有后果，而成功了别的企业会马上跟进，产生了竞争而不会有垄断利润。对先行者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好处是不对称的，他的成功或失败都会给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在这种状况之下，政府就要给“先吃螃蟹的人”提供一定的激励，补偿先行者所产生的信息外部性，否则就不会有先吃螃蟹的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就不会出现。另外，先行者的成功和失败还决定于新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是否进行了相应的完善，这两方面的完善都超乎先行企业的能力，政府还应该承担起一个协调不同企业在相关领域投资的任务。在结构变迁方面，仅靠企业自发的行为，通常失败会非常多，产业升级的速度就会非常慢，需要政府发挥了一个积极有为的、因势利导的作用，才能顺利进行。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对市场失灵原因的认识。在进口替代的赶超战略之下，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现代化大产业是不符合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的，这样的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家是不会自发去投资这种在竞争的市场中必然会亏本的产业的，只有在政府给予各种保护、补贴时，这样的产业才能发展起来。所以，结构主义所强调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密集的先进产业为何不能自发发展起来的原因的误判。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在于对政府失灵的原因缺乏正确的认识。如果发展中国家把所有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都会崩溃，出现大量的失业者和社会政治动荡，经济发展也就不可能。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出现，也为了那些先进的企业——经常还被认为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石，转型中国家的政府经常在取消了原来的保护、补贴以后，又引进了各种新的、隐蔽的保护补贴，其效率比比原来的保护、补贴更低，这就是出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情形。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还在于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矫枉过正地对政府在结构变迁过程中所应发挥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一并反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智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把各种政府干预所形成的保护补贴都消除掉了，但是，30多年来没有新的产业的出现，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分配恶化，深陷中等收入的陷阱中难于解脱。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原来被认为是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改革路径所以成功提供了解释。这种转型方式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维持了社会的稳定，放开对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准入，因势利导，使经济取得了动态的、可持续的增长，后者的快速增长积累了资本，使原先不少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了自生能力，后者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使少数尚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和员工的重新就业成为可能，避免了社会的动荡，当存在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各种转型期的保护补贴也就能够取消掉，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也就能够顺利完成。
新结构经济学的应用价值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知道，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发展的产业是什么，根据产业选择来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才能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遗憾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都遭遇失败的命运，因此导致现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如果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很可能就会像智利那样30年没有任何新的产业出现，没有新的产业怎么发展经济?所以，不能说因为政府干预出现了失败的情形就不需要政府了。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指的是从要素生产成本来看，这个产业处于国际的最低水平，具有竞争力，这种成本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比较优势。产业政策要发挥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来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以减低交易费用，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这个经济的竞争优势产业。但是，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如何甄别?我们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学到很多相关的经验。
从16、17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在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政府的产业政策都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经济发展程度相差不远的国家的产业中去。比如说，在16、17世纪，荷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毛纺业非常先进，英国的毛纺业比较落后，英国政府就出台了许多政策来鼓励从荷兰引进机器设备、聘请技术工匠，这样的政策成功了。但当时英国的人均收入为荷兰的70%，这代表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差距不大，它们的比较优势差距不大。后来，工业革命发生了，英国变成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于是在19世纪后期美国、德国、法国都去追赶英国，采用了类似的政策措施，也成功了，这些国家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已经是英国的60%到75%之间了，差距不大。那些不成功的国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尽管它们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20%，甚至都不到10%，有的只有5%，但它们都是直接以美国为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基于这些成功的国家的经验和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解，我提出了一个增长甄别和政府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的基本框架。
第一步：发展中国家在使用产业政策以促进非资源型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时以找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顶多两倍，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作为参照与学习的样本为宜。历史上一般是选择高一倍的国家作为参照系，但由于现在技术发展比较快、产业升级也比较快，因此步子可以稍微迈得大一点。要找寻这些国家的可贸易部门是什么，它们的可贸易部门很可能就是你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这是因为一方面一个国家若能在二三十年里持续快速增长，该国的可贸易部门的产业必定符合其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该国的工资就应该上涨得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将失去比较优势。收入水平差距不大代表要素禀赋的结构和比较优势差距不大，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失掉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正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朝阳产业。比较优势是比较来的，一方面和自己过去比，另一方面和国际上其他国家比。
第二步：在找到一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要看国内是否有一些企业已经自发地进入了。如果已有企业进入，这些企业为什么不能以较低的工资优势和那些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呢?通常是因为交易费用比较高，那么就要分析为什么交易费用比较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物流不好，还是金融支持不够。政府此时就应该帮忙解决那些造成交易费用高的问题。
第三步：有些产业可能完全是新的，国内根本就没有企业进入那个产业。既然那个产业是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夕阳产业，工资在不断提高，那个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去找一个发展差距跟它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把企业转移到那个地方去。这时政府的任务就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础条件，去招商引资，把那些企业招引过来。另外，也可以培养国内的企业进入。
第四步：现在技术变化速度非常快，创新的速度非常快，有一些新的产业二十年前根本是不存在的，但因为技术创新它出现了，国内有些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开始的时候，印度企业在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比较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成本降低，使得印度的信息服务也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当新的技术带来新的机会的时候，如果企业已经发现了，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五步：在发展中国家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普遍不好，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来吸引国内外的企业来投资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最后一步：政府应该给那些先行者提供一定的补偿，这里所说的补偿，与原来搞赶超战略时的补偿是不一样的：原来赶超战略下所提供的补偿是为克服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的问题;现在提供的补偿则是对外部性问题，企业本身是有自生能力的，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以后，企业是可以靠自己改善经营而获得利润的，政府只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是在具有金融抑制或资本账户管制的环境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外汇配额即可。
结语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目前世界上大约85%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大的可能在这个“瞎子摸象”的过程中摸到全象，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把许多有用的信息过滤掉，而摸到局部。新结构经济学是一座金矿，我希望大家来共同挖掘这座金矿。
过去的发展理论基本上都犯了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一直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依样画葫芦，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从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的特点出发，认识自己的问题，认识自己的条件，认识自己的机会，了解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然后认清我们有哪些条件并动员这些条件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就需要理论创新。我希望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理论，能够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成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来帮助我们自己走好将来要走的路，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的美好追求，这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美好愿景。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