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债风波后，美国经济复苏进一步迟缓，美国民众对于奥巴马的经济管理能力表达了严重担忧，大选对于奥巴马来说可谓是举步维艰。日本首相频繁更换、欧洲经济危机持续、埃及、利比亚等统治了几十年的领袖被推翻，整个世界进入了领导人的信任危机。各个政治领袖们如何才能力挽狂澜？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下，每一个企业家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回顾三星李建熙的、日产戈恩、IBM郭士纳的力挽狂澜的变革之道显得更加有意义。今天我们先谈谈三星。

    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们拥有了一大批规模较大，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不过，与世界知名企业相比，我们的整体实力还是相当弱小的。在大多数领域内，国际老牌的跨国公司已经牢牢树立了他们的垄断地位。他们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强大优势，所到之处，尽归其有。20多年来，即使我们未出国门，也已经多次领教了这些公司的威力了。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呢？我认为，中国企业领导人必须要掘弃陈旧的思维，而代之以崭新的理念。所谓新的思维，一是“舍末逐本”，看清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任何战略决策都是围绕既定的目标而展开，决不会受到纷乱的表象干扰。二是善于在危机中寻找转机，变劣势为优势。

    三星电子的成功是令人羡慕的，也足令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深思。韩国与中国文化相似，地理位置接近，如果韩国人能创建出三星这样的企业，我相信中国人在能力上和智慧上一样能够，而且应该创建出比三星更优秀的企业。

    那么，三星电子的诀窍在哪里？三星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前面我所讲的两种思维基础之上。从三星电子董事长李健熙的决策过程，我们足可以印证正确的思维带来的力量。首先，李建熙具备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他对IT行业的本质是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IT的技术是不可被隐藏的；IT的技术是不可能超越美国的。

    什么叫做IT技术是不可被隐藏的？举例而言，IBM开发286投入大量研发成本，打败了苹果电脑，但却造成了业界仿造。由于仿造着不需要如同IBM一样的花费大量研发支出，因此成本较低，激烈竞争的结果使得IBM利润大幅下降。因此IBM在开发386时，就加入了微通道（隐藏性的协议与通讯模式），杜绝了仿造，但同时IBM也破坏了IT技术不可被隐藏的第一定律。但是由于全世界的其他软硬体厂商都无法了解微通道，因此其他厂商自行开发386的结果，不但造成了康柏的兴起，也造成了IBM与全世界的386都不兼容的后果。1989年IBM的首席执行官下台，而IBM也差点倒闭。

    我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说明IT技术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处理机包括了1，存储器、运算器（CPU)和输入输出三大块。因特尔, AMD首先开发CPU。日本富士通后来居上，在286时代开发了更高效率的16位数286。但问题是日本富士通的CPU和因特尔不兼容，因此只要使用了富士通的CPU,那么与硬件有关的软件全部要修改，否则就不兼容。使用者为了避免麻烦，就干脆再多等几个月，因特尔一样可以生产出高效能的下一代CPU。因此最后的结果竟然是高效能的富士通反而被淘汰了，因为只要超过因特尔/AMD就不兼容，因此没有市场。日本富士通等等公司在无办法之余，只有转而生产存储器，而是的日本成为了存储器的最重要生产基地。

    李建熙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决定不去花大力气去搞科技开发，因为他知道无论如何开发，都难以与已经占据优势地位的那些欧美公司匹敌。李健熙说：“如果付出1亿韩元，就能以一周的时间获得技术；硬要投入10亿、20亿韩元，还必须经过3-5年的开发，那是一种浪费。付5%的技术费用没关系，只要能获得Know-how，获得10%的利益就好了”。所以，三星实施的是“反向工程”，通过支付专利金引入技术，然后以模仿的方式学习他人的技术，再改造成适合三星使用的研发方向。而且由于没有“阶段0”，三星可以大幅降低研发成本。三星投放在发展技术的总金额（研发成本+专利金支出）远低于同业。除了直接购买专利，三星在后期技术发展还特别依重“强强合作”，即与其他世界顶尖的科技公司合作研发新科技。每年，三星平均有十多次“强强合作”的发展机会。透过“强强合作”，三星既可以保证技术不落后，还可以研究出新的技术，以及减低研发时的风险。

    不过，靠引进别人的技术仅仅是缩短了与同业先发企业在技术开发上的距离，三星当时还没有什么核心竞争能力，这是它成为世界行业领先者的最大阻力。此时，李建熙“从危机中寻找转机”的思维使三星真正走上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