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有人认为郭德纲有义务拿出购房协议、产权证以自证其错(对)的想法，则有待商榷。公共人物并非对一切被关注的事情都有义务向公众交代，关键看涉及的事情是否涉及公共利益。郭德纲涉嫌圈占小区共用绿地，这是典型的民事相邻关系，属于私产纠纷，根本不属于公共利益，人们对此事没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此事本应该由发生纠纷的当事人之间自行解决，无法解决时按照民事司法程序解决，而不是由大众来舆论审判。因此，郭德纲没有义务拿出自己的房产证和购房协议，倒是质疑他圈占绿地者有义务举出足够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怀疑。
演艺界的明星们虽然是公共人物，但他们与公权力领域以及教育界、医疗界、宗教界、慈善界、司法界等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不同。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告诉人们，演艺界或艺术界人士，往往是人类中最特立独行的人群，这种特立独行也往往表现为对许多传统伦理规范、生活规范的冒犯，因此，上述各界人士如果被要求成为道德楷模，但演艺界明星们从来就不是人类的“道德”楷模。各国影星、歌星的私生活方式与大众有较大差异，但人们往往容忍他们而不会容忍上述六大圣职领域的公共人物过于脱离普通规范。
对于演艺界明星们，不必用道德楷模去要求他们，只要求他们守住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就行了。这次的事之所以有该批评郭德纲之处，是因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他支持李鹤彪打人有他的理由“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虽然这与事实不符，前文已说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使得周广甫等二人私闯民宅被追认为合法，李鹤彪打人时也不知道周广甫在偷录，但确实很难要求一个以说相声为业的人那么清晰地厘清稍有点复杂的法律问题，试问那些对郭德纲进行最苛刻道德酷评的评论家们又有几个分析清楚这个问题了?因此，郭德纲支持李鹤彪打人的言论并没有有些人所想象或所歪曲的那样邪恶。
九.媒体在此事件中的教训
此次事件中，问题最严重的不是郭德纲、李鹤彪师徒，而是媒体以及后来封杀郭德纲的公权力。媒体存在下述几个问题。
第一，BTV记者周广甫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民宅，虽被李鹤彪默认接受采访追认为合法采集信息，但也为后来李鹤彪动手打人埋下祸根;
第二，周广甫及其女同事不合理使用摄像机，未经被采访人同意而偷录其言行，而并非在挨打之后打开摄像机，已构成涉嫌侵犯隐私权;
第三，周广甫在BTV的说明会上谎话连篇，除了李鹤彪打他这一个总体情节相符外，其他许多细节与完整的录像反映的情况相去甚远;所谓摄像机被打坏、他抱着摄像机滚下楼梯、检查摄像机时候才开始拍的、左臂脱臼(视频中有个镜头他伸出左手搭在一位旁观者肩膀上，如果左臂脱臼，还可能吗?)等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第四，BTV既当原告，又当法官，断章取义，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剪辑过的偷拍资料误导其他媒体，误导大众，在本台节目中大骂郭德纲师徒;
第五，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在基本事实不清的情况下贸然出手，不谨慎，尤其遗忘了BTV不可以既当原告，又当法官，这些媒体缺乏最起码的职业精神和职业操守;在郭德纲是否确实圈占小区公用绿地一事尚未明确之际，即认定其圈占为实，这种评论水准显然是极不专业的;同时，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只有一两家媒体质疑过记者是否私闯民宅问题(但也由于受BTV剪辑过的偏私音像误导，基本上不可能准确分析，这可以不怪他们)，但几乎不见质疑偷录问题的(这也是因为偏于BTV而没有对周广甫显然自相矛盾的谎言进行基本辨析的结果，他说摄像机摔坏了，又说检查以后拍摄了，撒谎也没撒圆);
第六，批评郭德纲的媒体从国家级的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小到普通地方报纸，对一个有错误言论的艺人用了整整一周以上的时间狂轰滥炸，用了各种各样道德谴责、人身攻击的言辞，却对BTV是否践踏新闻伦理、滥用话语权不置一词;
第七，当事态逐渐明朗，BTV造假、周广甫撒谎已经越来越明显之后，参与批评郭德纲的媒体理应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却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以及媒界江湖的潜规则而归于沉默，绝不为自己的不公正有半点歉意，甚至许多媒体持续跟进，依然对郭德纲落井下石。
毫无疑问，一味批评郭德纲、没有公正对待郭德纲、李鹤彪的BTV及其他媒体，应该向郭德纲、李鹤彪、公众严肃道歉。
十.不明部门涉嫌滥用公权力
这是这次事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相声演员的作品是不是“三俗”，公权力无权定性，大众自有评价，自有选择。一个开放社会，是一个人们可以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的社会，人们既可以选择高雅的精神产品或生活方式，也可以选择所谓“低俗”的精神产品、生活方式，不劳公权力决定。甚至可以说，不允许人们无害于他人的堕落，这样的社会，必是堕落的社会。郭德纲发表言论支持徒弟打人，若从前因后果看并没有错得那么离谱，更不意味着他的作品无权在书店里出售，任何权力部门都无权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即勒令其作品从书店下架。迄今，各大书店里将郭德纲音像制品同时下架没有官方说法，这种无文书程序是公权力被滥用的极端标志，它剥夺了人们权利被侵犯之后基本的救济途径，是一种对权利的活埋行为，也是公权力最猥琐最可耻的行为方式。
除了侵犯人权，公权力介入此原本属于民间自由讨论的事件，还破坏了原本可能正常的公共议论，导致原本可能正常的批评都得兼以道义上首先表明捍卫郭德纲基本权利的前提，不然，本来可能正确的批评都会变成支持公权力滥用的落井下石。
任何一个正常社会，公民精神的基本特征都包含“警惕公权力，善待公民”。对公权力的批评几乎没有限制，因为即使批错，其自我修复与澄清功能极其强大，无需担心被冤枉而导致实质性损害，因此需要“恶意推定公权力”;而对公民却要善意推定，应该尽可能谨慎，一旦批错，就会给弱小的个体公民造成很大伤害。更何况在中国这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里，一方面媒体缺乏自由，另一方面缺乏自律，尤其一些半公权性质的媒体往往还滥用话语权，一旦其话语权滥施之普通公民，就更难以救济。
另外，之所以要“恶意推定权力，善意推定公民”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事关公共问题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公权力理应比普通公民更懂，人们有权假设公权力的一切作恶都是明知故犯，但对公民却不能如此要求，正如前文已说到，如果评论家们都没能分析清楚周广甫等二人是否私闯民宅，为什么去要求一个相声演员如此懂行?为此，批评普通公民，最好在讲清道理基础上留有余地，这也是媒体职业操守的一部分。
但愿此次事件，除了促成郭德纲、李鹤彪、周广甫及其女同事的职业与公民意识自省，还能敦促BTV等媒体加强自律，至于公权力，不必寄望他们自我限权——唯有制度性的限权与分立以及真正的公民精神才能制衡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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