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如果监管模式采取各管各的方式的话，国际投机资本会利用金融全球化的大环境进行监管制度上的寻租、套利，最后导致危机无法防范，或者各国为吸引外资不得不放松监管模式，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积累得越来越大，最后殃及全球。目前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对立程度非常明显。美国有强大的势力在抵御监管，认为过度看重监管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世界金融舞台上的创新能力和获利优势。所以，中国今天在推进我们监管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的适度性，否则，事倍功半，甚至效果适得其反。为此，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统一的标准，至少针对发达国家，而对自己也得构筑起抵御制度套利目的进场的热钱的防火墙，并在发达国家面前阐述发展中国家正当防卫的立场。
第三，很多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有用信息无法传递到公共的平台上，等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已经防不胜防了。尤其是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投机行为，如果不能全方位的把握它的行踪，就很可能会错失良机，造成漫天的大火。中国也应该关注这一正在构建中的国际平台，并要对它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方法有充分的了解和参与。
第四，一个统一的监管体系便于明确部门责任，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乘外人不知情的特点，把错误归咎于别人。随着对美国次贷危机问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开始渐渐发现，不仅美国金融机构存在道德风险，而且就连美国政府为了挽救IT泡沫经济崩溃给美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利用自己国际货币的主导权优势怂恿泡沫经济的恶性发展，演出了事后让全球分担美国利益损失的道德风险的闹剧。所以，中国为了扞卫自己美元资产的财富价值，就应该主动参与欧洲倡导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设中。
不过我们必须意识到，要想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目前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主要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才问题。这些来自各国、各地区并且长期以来从事非常专业和范围限定的监管工作的人才，突然进入一个需要重新创建明确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的崭新的工作环境，前期的“试错阶段”所可能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问题谁来承担？二是协同效应比想象的要小。尽管信息共享的利益提高，但是工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认知差异可能会冲销所谓的统一监管所带来的协同效应。三是监管不当。因为高风险监管业务和低风险监管业务混在一起监管，很容易产生监管过度或监管不足的问题。四是监管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问题。一些业务对某些国家某些产业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但是，它同时又会积累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如果监管部门中的人员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放松应有的监管或滥用权力打压自己竞争对手国的金融发展，那么，这种监管业务的整合反而不如分行业或地区的监管模式，至少从事某一个特殊业务的人群在一起会形成较为客观的判断。
我们现在不可而知，国际统一的监管模式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但我认为，至少对中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来讲，针对目前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市场主导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增强外部对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强度是无可厚非的。而且，避免中国主权国家自身对美国金融业务的“干预”指责，借助今天欧洲推进的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也是比较理想的监控方式。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国际合作方法，那么今天，危机状态下的国际合作迈出可喜的第一步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今天，令人欣慰的是，针对金融创新滥用问题的全球统一监管的模式，正在欧美成熟市场的监管体系中逐步探讨，并通过像本届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国际合作框架在加以不断地完善中。总之，中国政府在本届达沃斯论坛上应该充分强调“国际自由贸易”和“强化全球金融监管”的双赢合作理念，为打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崭新的发展方向，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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