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今年3月的中美贸易摩擦，历经波折，近期两国虽于G20会议期间达成初步协议，但整体前景仍不明朗。12月6日，媒体传出中国科技创新的领头羊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CFO）被加拿大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押（美、加是盟国）。这也映证了笔者今年4月在《首席经济学家》杂志上发文的观点，贸易赤字只是中美产生摩擦的表象，抛开意识形态问题不谈，美国真正要瞄准的是中国科技的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近期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采访时也提出，中国的技术过多依赖于西方转移，目前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是特朗普敢于发动贸易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过往四十年给中国带来的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的路径不可能长期有效，对于中国而言，必须加强自主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永葆发展源动力。而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则表明，要转向自主创新的道路，必须用新一轮改革开放引领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何为创新？

　　从广义上来看，创新是指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不断拓展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并进行创造革新的实践活动。其本质是突破，突破常规的技术、事物、制度和思维定势，发现或创造有价值的新技术、新事物、新制度、新思想。中文“创新”一词，最早见于《魏书》（卷六十二，成书于公元六世纪），“革弊创新者也，先皇之志也。”不过，当时的词意较为狭义，主要指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而英文中的创新（Innovation），起源于拉丁语，其原意有三层含义，即更新、创造新的东西和改变。

　　在经济学领域，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熊彼特（哈耶克的老师）在其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者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改进和创造新的事物（包含但不限于技术、制度、方法等等），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他界定了创新的五种形式，即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与广义定义相比，更加强调的是要有经济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始终处于象牙塔中，没有体现出其经济社会的价值，那么就不能被称为是创新。

　　改革开放：一场伟大的创新

　　从创新的定义来看，一切能提高生产力、产生经济价值的技术和制度改革，都应算作创新。笔者近期在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制度的革新总是滞后于技术革新的。石器时代，人类在生产活动中逐渐创新掌握了生产工具的制造方法，进入了氏族社会；铁器时代，人类创造了金属冶炼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和战斗力，氏族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演化；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知识和思想得以广为传播，文艺开始复兴，欧洲社会从中古黑暗时期迈入近代启蒙时期；蒸汽机的创新发明，提升了生产力的数量级，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诞生；随着电力的发明和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均衡，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得以在国家层面体现，人类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局面。

　　然而，如果单独从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来看，后发（落后）国家若想分享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积极拥抱人类社会大家庭，制度的革新可能更加重要。只有破除旧的制度弊端，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制度，树立能与先发国家进行和平发展的理念，随之而来的商业、技术、文化的开放交流才能为后发国家带来先进技术的转移，进而解放、提升生产力，获得经济社会全方位的高速发展。这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后发优势，当然是有瓶颈的（比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发优势可能会变成后发劣势，过于依赖技术转移）。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拉美国家的发展历史都（全部或部分）证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而言，亦不例外，邓小平先生于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伟大的制度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秉承事实求是的发展逻辑，积极加入人类社会大家庭，使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规模从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679亿元人民币上升至2017年的82.7万亿元，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至如今的16%。197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81元人民币，属于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到了2017年，人均GDP已经上升至59660元，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7.7亿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40年后，中国累计有7.4亿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率降至3.1%，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巨大成就。

　　生产力的飞越，离不开技术的进步。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非常客观而睿智的认识。经济学领域对此也做了很多研究，从索洛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到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再到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都证明了这一观点，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近期也发文表示，如果没有技术创新，过去两个世纪不断上升的繁荣将是不可能的。

　　而改革开放就是为中国带来思想解放、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制度保障。很多学者认为（国外的以达格拉斯•诺斯为代表，国内以郑永年为代表），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创新某种意义上比技术创新更加重要。因为相对后者而言，前者是基础，是土壤，是保障。正如前文所述，放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个观点未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放在中国近代史的背景下，这个观点至少拥有大量史实证据。明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实施海禁，边关贸易也以朝贡贸易为主，导致边乱、海乱长期存在（少数民族和倭人要靠抢劫获取生活用品），频繁的战乱消耗了明朝的国力，到明末时，内有频繁爆发的农民起义，外有满清铁骑，自身武器水平与世界脱节，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终遭灭亡。清朝时期，闭关锁国更加严重，科技实力不进反退，在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屡战屡败，还滋生出太平天国、北方捻军和同治回乱等内患，虽苟延残喘多年，终究是气数已尽。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出现的一些运动、灾害、浩劫，都成为制度妨碍创新、妨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明证，也凸显了以改革开放为代表的制度改革、制度创新的重要性。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质疑改革开放的声音，有些人片面地认为，改革和开放打破了原有社会的均衡态势，对社会形成了冲击。对此，熊彼特早在100多年前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就给出了答案，他将创新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定义为“创造性破坏”。他认为，创新就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结构。动态失衡是健康经济的常态，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而旧有均衡的打破，往往意味着固有经济社会结构受到冲击。从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均经历过这种冲击，比较著名的案例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圈地运动”。正确的做法，不是否定创新，而是根据创新带来的生产结构（关系）变化对经济社会加以引导，加强制度革新，摸索并汲取他国经验，妥善处理创新对市场和民生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和冲击。倘若一国政府缺乏创新的眼界和意识，缺乏改革的勇气，对新事物畏之如虎，不鼓励甚至阻挠技术、制度的创新发展，则很快就会被历史所抛弃，内忧外患纷至沓来。

　　因此，笔者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创新，它解放了思想，积极拥抱技术进步，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学习和研究能力，通过吸取大量先进经验，实践了诺奖得主阿罗的“干中学”理论，并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和技术转移，释放并提升了生产力，改进了生产关系，极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实力，也让中国迈入了科技大国之列。

　　加强自主创新要依赖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然而，科技大国毕竟不是科技强国，中国要从以技术模仿、技术转移为主的科技大国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技强国迈进，历史告诉我们，单靠技术创新是不够的，必须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来引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做保障。

　　历史已经证明，技术进步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技术创新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必须要有开放的制度做保障，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相反，还要扩大开放，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培养创新人才，提升本土创新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强调，“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在制度环境上，要深化改革，健全保护创新的法治环境，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要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也要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引导本国企业创新并运用知识产权，提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健全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机制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促进有效创新向知识产权的转化，从根源上提高企业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将资源向研发上倾斜，逐步加强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

　　在资源配置上，要真正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要继承邓小平先生关于改革开放的理念，真正做到政企分离，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因子，让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自主选择创新方向，一切以提升国民幸福感为主要目标；要让高校和科研机构摆脱行政桎梏，结合市场需求和国家需要，让研究成果更多地从象牙塔向生产应用中转化，让产学研无缝连接，让创新的经济社会价值能够更广泛、更高效地体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亚洲博鳌论坛进行主旨演讲时所指出的，“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没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化，能否继续伟大，取决于思想能否进一步解放，取决于能否一以贯之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破除意识和制度上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