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教”的儒家，希望在民间
历史上的儒家，从灵魂而言是一个整体，但其有三个肉身或存在形态，一是作为王官之学的国家宗教，二是作为心性之学的心灵宗教，这两个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宗教性格，第三个是作为伦理道德之学的秩序宗教，这个层面上的儒学，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秋风所提出的“文教”。
所谓“文教”，按照我的理解，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形成与宗教相对应的“文教”。其中包含四层含义，
第一，作为“文教”，儒家不像一般的宗教那样诉诸于信仰与启示，而是通过理性的自觉和道德的践行，得道行道，第二，作为“文教”，儒家不是通过祈祷、礼拜的宗教性仪式与神沟通，以获得神的庇护，以期在另一个超越性世界里面获得生命的永恒，而是注重于现实生活，通过人文教化，在世俗性的日常生活礼仪之中，将儒家义理化成人心，造就美俗。第三，作为“文教”，儒家主要不是为个人的心灵秩序提供安身立命与终极价值，而是依据“仁”化为“礼”，为整个社会建立公共性的伦理道德秩序。第四，作为“文教”，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及其规范，内化到其它正式宗教、民间宗教、祖宗崇拜、日常生活祭祀之中，即所谓的“神道设教”。儒学可以说是一种“潜宗教”，潜移默化于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
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到了现代社会，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一般国民无涉。儒家在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功能，在我看来，应该发展以公共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教”，重建中国人的社会良序。
那么，作为伦理道德秩序之“文教”，儒家与其他的宗教以及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中国与西方不同，是一个多神教国家，儒道佛三教合一，其中道与佛是宗教，而儒家是“文教”，各有各的功能和底盘。秋风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一语道出了儒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真相。儒家因为只是一种致力于公共秩序的“文教”，因而它对注重个人心灵秩序的其他宗教，在态度上是开放的、包容的。虽然儒家自宋明理学之后，化佛为儒，有自己的心性之学、修身之道，自有安身立命所在，但毕竟过于理性化，陈义过高，只是读书人的宗教，一般民众消化不起。即使在读书人中间，作为心性之学的儒学也有其有限性，因为其只谈现世，不论来世，人文有余，神性不足，故对一些特别重视生死轮回、有神性追求的儒生来说，在儒之外，还会谈佛信道，或皈依耶稣。
反过来说，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道教徒、基督徒和回教徒，他们也会尊奉世俗的儒家伦理，孝敬父母、祭祀祖宗，入乡随俗，从而出现儒家化的基督徒、儒家化的佛教徒、儒家化的回教徒、儒家化的道士等等。作为“文教”的儒学身段柔软，润物无声，镶嵌到各种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传统之中，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儒家化，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传统之中获得新的养分，进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
儒家的这种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的性格，颇有点像现代社会的自由主义。那么，作为“文教”的儒学与同样追求公共良善秩序的自由主义是否冲突矛盾?儒学与自由主义虽然都是世俗化的学说，但同样各有各的侧重和底盘。自由主义虽然也有自己的伦理价值，但骨子里是一套政治哲学，追求的是符合自身伦理价值的政治哲学，而作为“文教”的儒家，虽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本质上是一套伦理哲学，追求的是日常生活的礼治秩序。真正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有全面冲突的，不是作为“文教”的儒学，而是作为王官之学的政治儒教，当然这一冲突也并非绝对，正如我前面所说，政治儒学中的若干智慧同样可以弥补自由主义政治之不足。
作为“文教”的儒学与自由主义，不应对抗，否则亲痛仇快，便宜了它们共同的敌人法家。两家最好的相处之道，乃是周末夫妻，有分有合，互补短长。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现代社会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以市场和权力为轴心的世界，自由主义理当为系统世界的主人，以权利与契约规范市场，以法治和民主制约权力。而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功利的、人与人情感交往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皆由各自的宗教所主导，而对中国来说，儒家显然应该成为生活世界的主人。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各有各的价值轴心，只要不越界筑路，都是合理的。问题出在当今社会之中，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将市场与权力的原则扩大运用到生活世界，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充满了去人格、去情感、去伦理的功利气味，不是等级性的权力宰制，就是市场交易的金钱挂帅。在中国，还有相反的情形，即生活世界对系统世界的反向殖民化。儒家作为生活世界的伦理原则，侵入到市场空间和政治领域之中，在平等的契约空间中拉关系，在严肃的法治秩序中讲人情，这是儒家不守本分的僭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亚于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在21世纪的今天，系统世界越来越全球化、普世化，那是文明的天下;而生活世界不同，它是文化的空间，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族群理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文明是普世的，文化是特殊的。儒家之所以对于中国很重要，乃是中国人不仅生活在由普世文明所主导的系统世界，而且还有一个活生生的、有自身历史传统和文化个性的生活世界。“历史的终结”对于系统世界来说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将生活世界也一并终结了，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儒家，需要一个有谨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
未来的中国文化秩序，应该是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是政治文化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政治秩序中的正当，何为公共的政治之善，政治自由主义将扮演核心的角色，而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也将贡献各自的智慧。第二个层面是公共伦理层面，涉及到何为公共的伦理之善，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这将是作为“文教”的儒家的地盘，而伦理自由主义与各种宗教传统也将补充其间。第三个层面是个人的心灵层面，涉及到何为德性、何为现世生活的意义、如何超越生死、获得救赎或得救，这将是包括儒道佛耶回在内各种宗教的多元空间，中国特有的多神教传统将让国人有自己的选择空间，甚至兼容并包，多教合一。
儒家孤魂，肉身何在?王官之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路，心性之学，只是精英宗教而已。儒家在未来中国最广阔的愿景，乃是造就公共伦理秩序的“文教”。这个“文教”，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在民间自然、自发地生长。自孔夫子起，儒家起源于乡野，发展于民间，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成为官学，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儒家要想重新拾起蓬勃的生命，唯一的出路还是回到原点，回到民间。
（本文原刊于《南方周末》201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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