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必须要谈道德，是说当我们去评价政治制度时，必须要从一个道德的观点去衡量制度能否公正地对待所有受影响的人。这个立场当然预设了，政治是可以谈道德且应该谈道德的。这种想法经常受到政治现实主义、价值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政治要么谈不了道德，要么不应该谈。谈不了，因为道德只是个人的主观喜好或政治利益的包装，没有任何客观性和真实性可言；不应谈，因为政治活动本质上只有权力和利益，希望用道德来约束政治，是范畴错置，是天真和不成熟。
这种质疑如果成立，政治道德的说法便会受到极大挑战，甚至政治哲学本身的规范性也难以建立。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观点成为主流，更有可能出现“自证预言”的后果，即你如此预期政治，政治就会如你所预期般出现，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参与者，结果是带来政治社群批判性的丧失和公民实践能力的弱化。原因很简单，社会的进步改良，其动力必来自社会成员对现状的批判，而任何批判皆必须基于某种政治道德。如果现实主义和犬儒主义泛滥，即意味着愈来愈多公民根本不相信道德批判的可能和可取，因而也就不会基于这些批判而进行任何社会行动，甚至还会嘲弄其他公民的实践。
我花了不少篇幅响应和反驳这些质疑，这里我想特别强调几点。第一，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活在一个由道德语言、道德规则和道德情感交织而成的规范世界。我们在这样的世界成长，因此道德在最深的意义上构成和界定了我们的自我。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观，但却几乎不可能摆脱道德的视角去理解自我和评价世界。第二，我们的理性反思能力和道德自主能力，使得价值批判成为可能，也使得道德的普遍性成为可能，更使得我们能够免于各种虚假意识形态的支配。第三，既然道德构成我们的自我，它就不可能只是外在约束，而必然会以相当根本的方式走进我们的生命，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就此而言，道德实践和幸福人生既非对立，亦非割裂，而是彼此关系紧密（我这里不是主张，公正和幸福在概念上是合一的，也不是认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公正和幸福都能处于一种契合及和谐的状态。我是指出，如果我们对于道德或广义一点的实践理性在社群生活及个体行为中的角色有恰当认识，那么我们会见到，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正因为此，自由主义对正义制度的追求，其终极目标，是希望每个公民能够在这样的社会活得好和活得有尊严。
如果以上所说成立，那么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基于合理理由所做的道德判断，以及基于这些判断而做的道德行动，以及在这些判断和行动中产生的道德情感，就不可能被理解为可有可无，或纯属个人主观喜好，或只是虚假意识形态，或必然只能适用于某个特定文化。我们绝大部分人每天在生活中具具体体的实践，在在彰显我们的道德主体性，也在在说明政治现实主义、道德怀疑主义和价值犬儒主义之不可能有效解释我们真实的存有状态和我们所期望过的公共生活。
这本新书另一个重点，是尝试挑战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界一个颇为根深蒂固的论争范式，就是所谓的左派与右派之争。这里的右，常被视为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至于左，则是和自由主义针锋相对的一种立场。于是，人们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左派要平等而右派要自由；左派拥抱国家而右派拥护市场；左派追求参与式的直接民主而右派主张代议式的间接民主；左派重视社会正义而右派反对社会福利；左派赞成结果平等而右派追求机会平等（类似的二分还可以一直继续下去，例如对待美国的态度，对于“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对于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的争论，对于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看法等等）。至于所谓中间派，则是两边都要一点，同时两边都做一点妥协，但背后却没有任何原则性的理由。
我认为这样的标签，虽然能带来讨论上的一些便利，同时却是问题重重，尤其是严重曲解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原因很简单，如果自由主义真的被诠释为一套不重视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论，那它不仅严重背离自由主义传统，同时也在理论上没有任何道德吸引力。过去数百年来，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实践上，自由主义一直视平等为核心价值，并以此作为它的主要政治网领，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公民平等的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男女社会地位及工作待遇上的平等、种族和肤色平等，教育和就业上的机会平等。这张清单可以一直数下去，而民主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成就，正是在不同领域努力推动平等理念的实现。
我们因此可以说，自由主义不仅在争自由，也在争平等；不仅在争某部分人的自由，也在争所有人的自由；不仅在争某个领域的平等，也在争公民在不同领域都能得到国家平等的尊重。背后的基础，是“人人生而平等”这个现代最深的道德信念──这个从洛克、鲁索、康德直到当代的罗尔斯、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者努力捍卫的信念。是故，左派和右派之争，根本不应视为平等与自由之争，而应视为要什么样的平等和什么样的自由之争。如果右派“拱手”将平等让给左派，甚至对平等的理念避之则吉，那么他们将难以证成自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同时无法响应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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