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下午好!刚才凯博文教授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这里面有两点他反复提到，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就是对亚洲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挖掘;第二点就是强调要向哈佛商学院MBA教学那样，通过案例法来讨论商业伦理问题，通过应对实际问题来辩论思考，而不空谈抽象的理论。这些都是非常独到的观察。

　　关于传统的问题，有一件事令我感触很深：在美国期间我曾经去参观最高法院大楼，它建于1935年，在东门的山花——也就是屋檐上面的三角形山墙——上有几座雕像：中间是摩西，右边是梭伦，左边就是我国的孔子。分别代表犹太、希腊和中华三大文明的法治传统。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孔子首先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并不是很多国人知道，他曾做过鲁国的大司寇，就是今天的“首席大法官”。

　　这个山花的雕塑家是梅奈尔，在解释他的作品时，他说：“在我国，法律作为文明的一部分，通常并自然而然地来源于或者继承先前的文明。”我在国内给EMBA学生上课时，用过这个小故事，我想说的是，当别人在认真研究你的传统时，我们不应该只顾着从西方寻找启示，而忘了挖掘自己身边的传统财富!

　　刚才凯博文教授是以儒家为例，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庞杂，其中能转化为现代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很多，比如孟子的君臣论具有现代契约论的雏形;孔子的“义-利”命题开启了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法家讲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蕴含着现代法治精神。一百年前，胡适提出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不过这个建议后来淹没在“五四运动”掀起的反传统激流中，相继而来的战争与革命更是遮蔽了我们追寻传统的视野。

　　所以今天我的第一个倡议，就是静下心来，用科学的态度整理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其基础上重建中国的商业伦理。目前我在和剑桥大学商学院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西伦理文化对比的书。其实我过去对于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意愿，认为一切向西方学习，到了哈佛以后发生了一个转变，意识到其实自己生活在中国文化中，与生俱来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这是无法回避的，所以现在应该对中国文化补课。什么是科学的态度?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你必须去了解他。

　　这几年频繁访日，与日本学者有一些交往，发现他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的研究之细致、成果之丰富、方法之先进，实在令我们汗颜。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期间有蜜月期、有战争期，不论处在什么阶段，日本学界认真研究中国文化的态度没有改变。日本成为近代亚洲唯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并能为世界商业思想有所贡献，它对待“传统”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日本古代大化改新学的是唐朝制度比如新儒政论坛，但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在幕府时期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产生了著名的兰学。到了近代明治维新，需要一大批新式公务员来执行改革政策，又掉过头来学科举制，实行高等文官考试制度。当时西方已经超越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吸收中国的成功经验。英雄莫问出处，黑猫白猫思维，也是日本学习的精神。

　　谈到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个重要概念叫“关系”，就是我们通常说“拉关系”中的“关系”，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有两个特点：

　　一是中国文化中的关系是官本位的，官府管控的，这个关系圈是围绕着官府的，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城墙，先是皇上的紫禁城、然后是内城、外城，是围绕着权利核心的关系圈，而大家的关系是根据和官府的远近来确定的。这样造成的问题就是商人依附官府，官商相通，远自先秦的管仲、鲍叔牙、吕不韦，直到近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和盛宣怀都是很好的例子。

　　二是造就了靠宗族血缘或地缘维系的熟人社会，个人的关系构成一圈圈同心圆，比如晋商、徽商、浙商等，它最小那个圆，是信任与关系核心，越往外围关系越弱。例如《三国》中的刘关张三人小集团，位于外圈的人，比如赵云，你再有本事，也进入不了核心关系圈。管理学称之为“强关系”，是基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这样的关系，在人口稀少、流动性差的古代是可行的，但现代商业社会中具有极大流动性、密集性的人际关系中，这种依靠地缘、血缘或身份获得的强关系就难以维持。

　　比较一下西方传统，西方是神本位传统，神凌驾于人之上，但是注意，这个神是一个信仰精神层面的超验存在，不像皇帝和官府实实在在存在，在宗教改革之后人是可以和神进行直接对话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并不相互依附，人甚至和神签定契约，这样契约精神中的自由、平等、法治就有了基础。

　　那么西方社会在经济活动中就不讲“关系”吗?当然不是，西方人也是人，都愿意与熟悉信任的人做生意，甚至guanxi也成为了英文单词。只不过这种“关系”是弱关系，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交网格，就像围棋盘，每个人都是这个网格上的一个交汇点，当然其他交汇点有的离你近，有的离你远，但你的“关系”并不是封闭静止的“圈子”，而是流动的。管理学中称之为弱关系，恰恰适应了流动性极高、多元化的商业社会关系。

　　一般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先建立交情。你我不是陌生人吗?那就先一起喝酒、唱K，建立交情，成为熟人，那就可以一起合作了，在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尤其如此。不过，现代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一个人能建立多少熟人关系?能维护多少熟人关系?现在很多企业家疲于应酬，甚至都没时间花在企业内部管理和战略规划上，就是因为需要维护的关系太多了。甚至对很多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企业能做多大，取决于企业主能维持多大的社会关系。

　　把规模做大的民营企业，都是能够摆脱这种依赖熟人关系和身份地位来达成合作，在企业内部、外部建立契约的。深圳是个历史包袱很小的城市，我们深商中的优秀民营企业能成长为世界500强，靠的不是亲朋好友、政府资源，而是超越了传统血缘与地缘的束缚，基于契约的关系，这样才能不断拓展出中国经济的新边疆。（作者系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