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之前，当我提出这种论证的时候，很少有人相信这会是一种真实的历史情境。一批天天在媒体上鼓噪的“大师们”铁口直断，全球经济很快就会按照他们的周期性想象迅速恢复。然而，想象毕竟是想象，5年过去之后，全球经济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直线思维恢复，反而愈发深陷泥淖，高危症状频发；而曾经作为中国高速增长引擎的外部需求，不仅没有如期高涨，反而疲弱得超出所有人想象。
我愿意再一次提醒大家，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一种随时可能爆发重大危机的裂变状态，最危险的时候可能还远远没有到来。如果你是一位金融市场的密切参与者，我想你一定会对这种可能的动荡深有体会。显然，中国经济重现1990年代末期之后辉煌时刻的外部条件已经骤然消失。尽管还有相当多的人固执地相信，本世纪初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繁荣将会很快重现，但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可能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可能面临的最好的外部条件。如果在这样一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都疲态尽显，那么可以想象在外部更加糟糕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能处境。
在我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走出短暂困境进而急速狂奔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思想界及理论界留下了深远的负面遗产。它让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真的具有某种坚实的制度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持久竞争力。
事实上，这种制度竞争力既不坚实，更不持久。相反，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扩张之后，一直蛰伏着积累着的重大负面后果却在不断显现。迄于今，这种所谓制度竞争力不仅已经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强劲增长，反而在不断制造社会问题。
我曾经以“经济增长成本的社会化”这样一个概念来解释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经济增长。意思是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通过将成本从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强制性剥离出去，并分散、隐匿于整个社会之中而达到的。
但最后，必然要出现的社会反向运动将会抵制、反抗这种成本的转嫁，并最终以社会运动的方式将这种成本重新放回政府及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使得政府与企业在当初获得的看上去无可匹敌的竞争力一夜流失。当下我们看到的政府与企业不断高企的成本上升，实际上正内置于这一历史进程。
加杠杆后的债务困局
在内部制度动力以及外部市场环境同时消失的情况下，要想维持中国经济奇迹的玫瑰颜色，就只有加杠杆一途了。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微观主体普遍去杠杆的同时，中国却在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同时进行了大规模、高幅度的加杠杆操作。
金融危机之后的5年，虽然不断微调和变换政策基调，但中国经济其实一直在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加杠杆。其时间之长，幅度之大，经济史上罕有其匹。其结果是：2009~2012年间中国的新增债务规模达到GDP的110%，债务总规模/GDP达205%。而在2013年一季度，中国的信用增长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58%。债务增长幅度而不是债务的整体规模从来就是金融危机的一个先行指标。
正是在债务增长的幅度这个意义上，中国可能正在面临一个转折时刻。以至于有人将这种匪夷所思的疯狂干脆描述为“中国债瘾”。
许多人批评中国的经济管理者所推动的债务扩张政策，但坦率说，我对此抱有深刻的同情。如果一个体制的合法性要几乎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维持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这个体制全部要做的工作。
一般而言，在潜在经济增长和投资回报率允许的情况下，增加负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也可以提升企业盈利，但是，在潜在经济增长持续疲软，企业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增加甚至是疯狂地增加债务恐怕就只能是一剂毒药了。说得更清楚一点，这种情况下的债务扩张不过是在加强债务危机的烈度和规模。非常不幸，有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最近几年一直在迅速而持续地下滑。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新任总理李克强最近坦承：“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刺激空间已不大。”若干年前，在评论中国大幅度的信贷扩张的时候，我曾经说道：政府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不过，情况恐怕比一些正在流传的判断更为严峻。在我看来，债务危机不是即将，而是已经并且一直在发生。
从个人层面四处蔓延的高利贷崩盘，到企业层面钢贸、铜贸危机，再到地方政府平台大规模的贷款展期，中国经济普遍的债务违约几乎一直都在持续。这难道不是标准的债务危机吗？只不过这种债务违约通过传统的行政手段还被隔离在一定地方一定行业的范围之内，暂时没有形成恐慌性的传染而已。然而，当债务规模足够大的时候，这种传统的隔离方式恐怕就很难阻挡债务危机的蔓延了。
1990年代末期至今的中国经验似乎表明，只要经济可以持续高速增长，所有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种高速增长轻松化解的。在这一段经验中，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大规模下岗失业消失了，被视为世纪难题几乎完全绝望的国企问题被治愈了，甚至银行的巨额坏账也奇迹般地化解了。不仅如此，它们还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企业，最大的银行。
袁剑，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教于南京理工大学，后历任《价值》杂志主笔、《董事会》杂志主编。现为独立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