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谈论小说的文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他引用德国诗人弗雷德利西·席勒在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中的提法，将小说家和小说读者分为两种类型：天真的和感伤的。而按照席勒更加扩大的说法，人性就天然地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天真的和感伤的。歌德是天真者，他自己是感伤者。

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不关心技巧，全凭率真的天性写诗，“几乎不假思索”；感伤的诗人则想东想西，时刻自我怀疑，自己所用的诗句“是否涵盖了真实，是否可以达到真实，不知道他的表述是否传达了他追求的意义”。同样，天真的小说家依靠着自然的冲动来写作，天赋和语感帮助他们完成一切；感伤的小说家却总是纠结于文本与技巧，甚至还考虑小说的意义这样宏大的命题。

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驾驶。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自己下意识地在进行着换挡、加速、转向和踩刹车等仔细分析来颇为复杂的动作——问一问在驾校学习开车的新手，就能知道这些下意识完成的动作多么复杂。这就是“天真的”状态。而在“感伤的”状态，驾驶者会理性地分析所走的路况以及该采取何种对策。它不是下意识的操作，而完全是经过理智的计算与考量的结果。

企业家似乎也可以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种类型。天真的企业家拥有良好的商业直觉，他们很难解释清楚自己究竟为何会做出某个决策，但往往就是这样一个在直觉状态下做出的决定，会极大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和前途。感伤的企业家则善于反思，做事思前想后，往往是千虑才有一得。

如果去问天真的企业家，他为何能走到今天，获取今天他所占有的资源与财富，他往往并不能给出你满意的答案。这让我们很容易得出他只是运气好这个结论，事实当然不仅如此。而如果这个问题给到感伤的企业家，愿意的话，他能详详细细告诉你他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从方法论到战略层面。

对冲基金领域教父级人物乔治·索罗斯将自己包装成一个感伤型的投资者，他总是宣称他的投资举动也是基于他师从卡尔·波普尔时期就开始形成的哲学理论。他称之为“反身性理论”或者“反射理论”。但是据接近他的人，比如曾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梁恒描述，在他的重要投资决策中不乏有“天真的”情形。举例而言，他会根据自己的背痛状况来做出或调整重要的投资决策。

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天真的”企业家。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往往都具有一些共同特质：胆识过人因而敢于冒险，嗅觉敏锐因而善于捕捉到市场中出现的机会。他们中的很多并不是诗书满腹的人——你知道，这是委婉的说法。就在不久之前，施耐德中国区总裁朱海还在一个场合开玩笑说，他经常对他认识的一些大陆民营企业家讲：剖开你们的肚子，会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全都是胆。而施耐德这样一个显赫的工业家族，其经理人显然早已进入了“感伤的”阶段。施耐德能够在中国大陆频繁采用并购的方式进行扩张，就证明这家公司对并购的商业决策和应对策略早已纯熟，有方法，也有战略。

这并不是说中国大陆就没有感伤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显然就是一位感伤型的企业家。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信口讲出他的管理三段论。而且，自从商学院开始在大陆出现之后，商业记者们发现，一些接受访问的企业家开始熟练地使用商学院教授们在课堂上使用的语言。但这是否意味着感伤的企业家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