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重新设置”键的责任
如果回到Drucker的时代，所有这一切都更为容易，那时，我们不可能在每天上下班时用手机交谈，我们度假时不会随身带着各种能实现连通性的设备，而且，当时的飞机上也没有无线网络连接。因为围绕21世纪的团队协作而制定的各种行为规范，现在要实施集中精力、过滤信息和劳逸结合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如今，大多数领导人都会为没有在24小时内回复一封电子邮件而感到内疚。很少有人会对在白天上班时间（或驱车回家的路上，或晚上）为了更专心致志地处理最复杂的问题而“躲开”其团队感到心安理得。此外，他们还从“别人需要你”的感觉中获得一种个人满足感。
但是，考虑到信息超载会显著降低学习和决策的质量，企业有责任重新制定这些工作规范。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并不是一种“英雄行为”；它会降低工作效率。随着信息传输和存储技术的容量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对我们的认知压力只会有增无减。除非我们现在就停下来，重新设计工作规范，否则，我们就会面临有头脑、富于创造性的专业人士不断减少的危险。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并重新评估使我们依赖于现有行为模式的思维定式。例如，我们必须承认，当我们能够快速回应别人的请求时，我们的确会感到十分满足，而且，这样做也多少验证了，我们希望感到，对自己很少会忘在脑后的企业是如此的不可或缺。这种感觉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这样做会使我们的长期效率付出可观的代价。没有人会认为，消耗掉一家企业的所有资源对于其长期成功是一种好的策略，而且对于该企业的领导人及其精神资源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其次，领导人在从所有业务领域——除了那些他们必须独自解决问题的范畴——抽身退步时，必须变得比以往更坚决。在关于选择哪些业务领域向别人授权的问题上，需要下一番功夫；要有指导别人有效完成任务的技巧，并要清楚双方各自的期望值。但是，随着这些事情安排到位，一种考虑更周全的劳动分工就会腾出更多的时间，使领导人可以专心致志地思考最重要的问题，同时还能培养出一个能力更强的替补人才。
最后，为了真正使这种方法发挥作用，领导者必须与自己的团队一起，重新设计工作规范。一个人，即使是一位首席执行官，也不可能独自做到这一点——谁又愿意成为高管团队中唯一一个在休假时不带智能手机的人呢？如果事先没有进行某种明确的讨论，这种行为可能会被认为是对企业缺乏责任心，而不是一种中断联系和养精蓄锐的有益尝试。因此，我们鼓励企业领导人及其团队公开讨论自己应选择何种方式来集中注意力、过滤不重要的事情，以及暂时放下工作；他们应如何相互支持，创造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使自己做到最好；以及他们如何才能使整个组织中的其他人也同样这样做。这种交谈还可以成为一个正确的出发点，由此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公司所有知识型员工对信息和技术的需求。（如欲了解关于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重新反思知识性工作：一种战略思路”一文。）
减轻信息超载负担的益处——在工作效率、创造能力、士气和业绩上的种种好处——将远远超过值得去做的程度。我们对这些好处体会越深，就越容易持之以恒地保持这个新的行为习惯。
作者简介：
Derek Dean曾是麦肯锡旧金山分公司资深董事；Caroline Webb是麦肯锡伦敦分公司董事。作者谨向麦肯锡柏林分公司咨询顾问Matthias Birk致谢，他通过自己对认知科学的研究，为本文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Peter Drucker所著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英国，牛津：Butterworth-Heinemann出版社，1967年，第28～29页。
2例如，将 Julie Morgenstern在其广受关注的著作《千万别在早晨查看电子邮件：以及其他能使您的工作生活正常运转的、你想不到的策略》（Never Check E-mail in the Morning: And Other Unexpected Strategies for Making Your Work Life Work ）（炉边出版社，2005年）中提出的忠告“控制那些会悄悄吞噬时间的事情” 与Drucker的表述“为了提高效率，每个知识型员工，特别是每个高管，都需要能够自己处置相当完整的时间。” 进行比较。
3如欲了解对当今的信息挑战，以及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的另一种看法，请参阅Paul Hemp 撰写的“Death by information overload”，《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9年9月，第87卷，第9期，第82～89页。
4Christopher L. Asplund, Paul E. Dux, Jason Ivanoff和René Marois 撰写的“Isolation of a central bottleneck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time-resolved fMRI””，《神经元》（Neuron），2006年，第52卷，第6期，第1109～1120页。
5Eyal Ophir, Clifford Nass和Anthony D. Wagner撰写的“Cognitive control in media multitasker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09年，第106卷，第37期，第15583～15587页。
6Teresa M. Amabile等人撰写的“Time pressure and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 longitudinal field study”，哈佛商学院工作文件，编号02-073，2002年。
7Sue Shellenbarger 撰写的“Multitasking makes you stupid”， 2003年2月27日《华尔街日报》。
8David Bawden和 Lyn Robinson撰写的“The dark side of information: Overload, anxiety, and other paradoxes and pathologies”，《信息科学杂志》（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第20卷，第10期，第1～12页。
9医学博士Edward M. Hallowell和John J. Ratey合著的《Delivered from Distraction》， Ballantine图书公司，2006年。
10所有未注明来源的引述均来自本文作者进行的采访。
11Alex Taylor III等人撰写的“How I work”，2006年3月15日《财富》杂志。
12Alex Taylor III等人撰写的“How I work”，2006年3月15日《财富》杂志。
13Matt Richtel撰写的“Digital devices deprive brain of needed downtime”，2010年8月24日《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