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当历史走向加速变革的现代社会时，当田园的清新恬静已被膨胀着的都市喧嚣覆盖时，当小夜曲的缓慢旋律已被疯狂摇摆节奏取代时，当两种以上的多元价值观念突然无情地把人由“革命与反革命”的“十字路口选择”推到“新经济文化生活”的“米字路口”时，生活在现实中的企业家是很难拒绝作出应有的理性选择的。正是人们在不同价值目标的选择上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终于诱发了他们自身所潜存的心理焦灼与困惑。缺乏自主判断、自主抉择、自主行进动力的企业家，在现实中时常会疑问：“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非常迷惘地发问：“谁能告诉我：这市场究竟哪一部分应该属于我，属于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会非常深情地哭诉：“谁能告诉我：我的明天在哪？我的企业的明天在哪？……”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会忐忑不安地祈求：“谁能告诉我，在市场边缘上行走是对还是错？……”
在相当部分中国企业家尤其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家眼中，经济生活宛如乘公共汽车，一边是创富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感召，一边是拥挤、喧闹、匆忙、疏离的车厢般经济生活的窘迫。如果单朝主流媒体与政府规划织就的新经济发展图景与新企业家发展图景看，企业家们或许真会觉得“明天比蜜甜”，可一走下“虚拟现实”的“财富聊天室”或“财富中国行”，一走出“财新时代”的“经济大蜜情”与“产业大浪漫”，回到现实，企业家们就会照样不得不“推碾子拉磨”，面对竞争，企业家们就会照样不得不“为生计奔波”。所以，在企业家们整体的感觉与行为上，总呈示着因全球经济大转型与中国经济大转换显性冲突而带来的价值取向迷惑行为展示迷离。
眼下，虽然没有官方的精准统计数字表明中国企业家遭遇严重的心灵危机，但是心理疾病偷袭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白领企业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企业家所承受的政治强迫、文化冲击、精神压力、经济刺激和心理的严重不平衡几乎超出了过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一方面，由于他们肩负着探索企业新经济形态路径与个体新生活幸福感悟的使命，他们感到了“奋斗”与“追求”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不断异化着的泛市场经济走向中，深受“最决定我们现代生活命运的力量” ——“资本主义”与“金钱价值”的现实影响，他们愈发坚信：“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心源本身的动力机制的综合作用，自觉不自觉地破坏了企业家们原本确立的“敬业和慎独”的行为选择，在患得患失不平衡的心理带动下，使得他们的心理行为反应更呈“烦躁与不安”。
从更理性的角度审视看，形成当代企业家心理压力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实际上在于三点：一是原有社会价值系统对个人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道德警戒作用；二是新兴社会价值系统对个人所具有的“挡不住的诱惑”作用；三是社会新旧并存且互相冲突的混和社会价值系统对个人所具有的自我迷失与漂泊作用。
现代化给企业家所带来的城市化与全球化互联浪潮，其原初表象总是充满着动感的青春诱惑与风尚诱惑，但工业的高度现代化导致的人类生态环境的严重被破坏，不相信眼泪的“狼烟竞争市场”撩起的人际关系高度紧张等因素，又在快速加剧着企业家个人内闭的“焦虑”与“抑郁”情绪的积淀。在精神焦虑与忧郁气场的加速作用下，最终让不少企业家未能翻过与太阳相碰的死神门槛。美国一位心理学家说过，每一个人都曾有过自杀的冲动。的确，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在人的一生中，谁没有过孤独苦闷、寂寞无奈、酸楚挫折？大多数的企业家或许因能冷静对待，理智应付，便过去了；少数的企业家则因为无能为力或不想逾越，便在这个“门槛”边缘处自绝人寰。
健康和才能随风而逝的个案
综合各种媒体的资讯报道，可发现：这些年来，中国企业家因“心灵迷乱”而导致“健康和才能随风而逝”的个案的确不少。中国最早走向自杀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颇有代表性的第一位企业家当数上海桑塔拉集团的总裁方宏，1993年3月9日早上9点16分，因受长期的心理障碍影响，面对商界鏖战，潮起潮落，他显得力不从心；面对世俗挑战，各种压力，他最终未能跨越精神忧郁的门槛。“桑塔拉之魂”坠楼而去，使人们第一次知道了，中国商界领神的人生之旅也是一个苦旅，原来“心理的塌陷”也可彻底摧毁得意的人生。
此后，相关报道接踵而至：
同年，广东省茂名市一位年仅29岁的企业家冯永明也在自己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在他的遗书中，留下了一行触目惊心的文字：“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而此前3个月，冯永明一手创办的永丰面粉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他本人因此而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1997年，生活在号称“中国唯一未被污染的河流”贵州习水之畔的习酒老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星国开枪自杀。1998年9月22日，曾踌躇满志的四川航空公司总经理杜定欢，因涉嫌卷入牟其中走私飞机案，在被立案侦察阶段，终选了自缢身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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