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过去20年来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对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代价也不能低估，从某种意义上更不能低估，因为前进的政策创新来源是对问题代价方面的反思。

　　近5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与那些国际性的讨论相比，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两点上与之有巨大差异。第一，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识形态化太强，而在国际上讨论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尽可能客观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对将中国模式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和国外讨论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有支持有反对，但基本上是将它看作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将它看作一个就要取代其他的发展模式。国内讨论时，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下一步就是这个模式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自己极力想将在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比较理性的、着重于事实的，而且具有开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绍给大家。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中国模式大概只有20年到21年的寿命，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本成型，在过去20-21年的时间内有重要发展，但最根本的目标和框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这之前，虽然改革开放也有十几年，但那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中国模式。包括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以及胡耀邦、万里等，我都查过他们当年的重要讲话，他们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观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是很清楚。既然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很清楚，当然不能说有一个模式在那儿，如果说模式，要大框架比较清楚才能谈得上。

　　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跟几位资深学者有争论，他们说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模式推出来了，我说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目标，虽然不是100%清楚，但是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我们要走向市场制度，政治上要走向民主制度，至于怎么走，观点不太一样，但基本的两大目标是有共识的，然而这两个基本的认识，在他们同一代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时中国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具体体现在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时间内，一些重要政策出台之后几个月，突然又变了，第一个政策和第二个政策之间往往互相矛盾。但这种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标比较明确，而且该怎么走争议也比较少。

　　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

　　在过去20到21年历史中，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这不能否定。那么我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成本才取得了这些成就？有一句名言，很适合描述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这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就像我们不能否认取得的成就很巨大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为取得这些成就而付出的巨大成本。这些成本，我把它分为两大类、四个方面。

　　第一类很容易看得见、可以马上举出一大堆实际的数据。中国模式在过去20余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注目的成绩，其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持续不断的剥夺。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为了中国过去20多年的中国模式的成绩，是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方面。

　　第二类成本，我把它称之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

　　第三类成本，这是指非物质性的，体制性质的。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爆发着范围更广的腐败。

　　第四个方面的成本是指在过去的20余年里，在整个中国模式推出和不断贯彻执行的时间内，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这个代价从表面来看好像并不严重。与腐败及环境问题相比，好像在公共政策领域不能进行公开的、透明的、持续的、前瞻性的讨论并不太重要，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像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国家，每人每时都会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如果有公开、理性的持续公共空间讨论、探索这些问题，对已经浮现出来的问题进行更系统的梳理，过程中就会激发出新的政策思路，就会有开创性的具体措施被提出来，对那些显性的和隐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及时的处理，以创新的思路来进行重要的社会层面上的实验。但是很遗憾，在过去20余年里，这方面的空间在大部分的时候受到了限制。这样就导致原来并不太大的问题，在产生的初期就被掩盖起来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就会被发酵、就会被膨胀和恶化。具体的事例太多，每年都有。

　　中国模式继续运转的压力

　　刚才讲了中国模式20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下面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模式如果要继续这么运转下去，会遇到怎样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日益严峻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