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出来以后，有一天我们出去玩，走到一个地方，我们问他捐了一个庙，他看到半山有一个小寺庙，一个喇嘛给他一个鼓舞，他碰到这个喇嘛，这个喇嘛告诉他一件事，没有什么，每天做一点就可以成功，做什么，半山上有一个窝棚一样的地方，这个喇嘛每天下来捡一块石头再上去，坚持30多年，心里头有这个庙，就能够建起来。喇嘛心里头有一个庙，每天下来捡一块石头，30多年搭起一个窝棚一样的庙。实际上我们都一样，只要心里头有这个东西，你的毅力自然就出来。
要用理想，这个理想你们每个人可以自定义，不需要我给你们定义，自定义超过金钱的价值观，环保、科技是理想，总之心里面有这个东西，才能看到方向，算好账，有毅力。
玩转政商关系
第二件事情，处理好政商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企业跟政府的关系，用六个字，离不开，靠不住。
第一类问题，我们跟外部的政策环境的关系，法制政策环境问题，企业和外部的法制环境的关系，这叫政商关系。这个东西，只有一件事是遵守，对和不对是次要，遵守不遵守是主要，你不遵守就出状况，而不是每天讨论对不对。这个又复杂又简单，我们面临的问题，每个领导人在决策的时候，会有两个小问题，第一任志强说的，从了，我们都从了，第二个就是不从。每个企业认为必须要从，听党的话，按政府要求办。还有一个办法，能投机取巧，就投机取巧，表面上应付。这是一个政商关系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我认为目前来看混合经济是比较可取的一种方法。前两天在东华会上讲了一个故事，关键地方要有自己的人，三个人三个小伙子去一个人家去求婚，第一个人你为什么求我们闺女，第一个说我有房子，很牛逼，如何如何。人家说有房子的人多了，你有房子，还有比你有的。第二个说，你有什么，他说我有车，车如何如何好，不止一辆，不行，光车说明什么。第三个你有什么，第三个说我什么没有，但是我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你闺女的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没办法，只有从了，这就是关键的地方要有自己人。
我们说民营企业和国营资本的关系，民营跟国有资本要混合，最好在肚子，在关键的地方有自己人。混合经济才能保持在当下社会转型的时候一个相对稳定治理结构，国有资本有约束，无动力，约束导致懒惰和贪污。国有就是懒惰和贪污，为什么？他不懒惰，他没动力，所谓贪污以投比的费用做福利，至于这个结果跟他没关系。民营也有毛病，民营的毛病有动力而无约束，动力表现为贪婪疯狂，国有企业你们知道有七大绳索约束，民营企业除了法律和政策没有其他的约束。所以这两种极端的体制，资本形态都有缺陷，混合以后就能够做到有动力也有约束，这样的话，保持治理结构的平衡和发展稳定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庇护。做了混合经济以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民营资产保值增值，反正混在一起都在肚子里，不可能说只保值他那一块，我这一不块不保值，这就得到意识形态的庇护。
第三层意思，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这个关系的确是非常艺术的关系，但是我们根据历史上来看，我们能看到一点蛛丝马迹，怎么样才能做成功。我经常讲过这些故事，1949年之前，最成功政治家与企业家是虞洽卿，虞先生从民国初早期跟孙中山事业上有一些瓜葛，进而认识蒋介石，他自己在上海做公司，开始在油漆里面跑堂，后来在荷兰人那里做经理，蒋介石炒股票就住在他们家，后来又带着认识黄先生，杜先生，后来去了黄埔军校，再后来就是北伐。那个时候于先生成为上海商会会长，在这个时候突然北伐，北伐打到九江以后，蒋介石当时是新三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上海这些企业界的人民心无稳，阿德叔去见蒋先生，问了两件事，联俄联共辅助工农，工农起来了，我们做买卖的人不是工农，蒋介石说这事你放心，我们不会真搞。你说要打倒列强，跟列强作对，我们都是跟洋人做买卖，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的过，阿德叔心里就有底了，我回去怎么办，蒋介石说告诉黄先生，杜先生，我们不日到上海请他们维护上海治安。4.12最后结果是什么？黄先生、杜先生等等买单，找了一帮商人给钱，最后在上海重创中共地下室。阿德叔跟政治家的公司就变成生死与共的政治家的关系，整体的政治联盟，这种情况下抗战一直到重庆，包括在公路上的运输都交给阿德叔，抗战大后方承担了运输任务。
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明了一件事情，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在中国这个土壤上，能够活下来的像他这样太偶然性。剩下的都是活不好的，比如说荣家，荣家抗战之后实际上被国民政府摧残了很多年，最后荣家被绑票，银行股份被肢解，所以荣家没有政治家、企业家的勾连，所以他们被国民政府批判、抛弃，所以49年荣毅仁回来，回来之后到1956年捐了所有钱，进入上海市政府当副部长，文革之后，他不算账，本来是给他的钱，他不要，最后成立中信，给了中信，这个钱不少2000万，正因为有这一劫，改革开放邓小平请荣毅仁出来做东西，有一个很巧的东西，在荣毅仁去世那一天，盖着党旗，正好被福布斯公布为首富，所以荣家是政治家与商人之间的关系，第一代人捐了，第二代得到的庇护，最后发达了。得到的启示不是一对一给钱的关系，而是道义社会发展制度上保持一致，跟政治家，而不是跟政治家做一个行政受贿的，荣毅仁没给邓小平、蒋介石钱，一给钱就会出事。我们可以看到于先生、荣先生之外等等还有很多，所谓政治家的关系，建立在基本上的道义、制度、根本方向上一致，这样才能赢得绝大多数政治家的支持，而不是把它堕落成为社会行政之间的关系，所谓政商关系处理好了，作为今天的民营企业就能发展的很好。
中国民企慈善胜于“巴比”
第三件事情，我要讲的民营企业今天坚持理想的同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是当下很有意思的事，大家知道后天比尔盖茨跟巴菲特请中国一些人讨论公益慈善，就是我们跟社会之间的关系，当下民营企业处理不好会很影响你的发展。首先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已经被媒体高度关注，而且我也问了很多企业家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在这儿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第一，在慈善和公益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做的比比尔盖茨、巴菲特要好， 为什么？两条：第一条，我们行善比他们早，早在哪儿？大家谷歌一下，比尔盖茨75年办公司，2005年才办公益基金会，中国企业家做的公益基金会都没有比他的公司创办早20年，有的才15年，才10年就成立公益基金，中国一共800多家公募公益基金会，巴菲特是多少？巴菲特做公司赚钱赚了50年才想起这个事，今天来看，我们在道德上有十足的优越感，你们要仔细琢磨这件事，怎么变成了我们不够爱心了？我们爱心比他们早啊，他们挣的钱还比我们多，他们拖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挣的钱比他们少，而且在改革开放政治环境下挣的钱，挣的钱比他们晚，觉悟比他们早，我们完全在道德上优越于巴菲特和盖茨的地方。
第二点，中国近一百年以来，民营企业家，我们说要一百年看，民营企业家做的非常好，1956年我们统统都裸捐了，那个时候做到极端，大家知道裸捐之后的结果是什么？首先从这一点来说比巴菲特、盖茨做得很好，中国民营企业在56年都裸捐了，半个世纪我们做过的一件事就是统统裸捐。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在我们今天二度开始公益慈善比他们做的早，我们上一代民营企业家都能裸捐的情况下？我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饿死几千万人，得到了文化大革命，得到了必须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大家在思考为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只是单独片面强调裸捐裸捐再裸捐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保证私有财产，创造财富的动力就会枯竭，财富就会消失，这样我们就会贫困，就会饿死，如果我们把这个财富不是捐给独立的公益机构，捐给政府，就会走向崩溃，会导致整个社会彻底的消灭、扼杀一切创造性。
今天要保证良好的开端，比比尔盖茨和巴非特还早的行善的同时更重要两个字，第一建立独立的公益基金会，成为一个财团法人和社会的NGO，美国有12万公益基金，这些基金会不可能政府征用，我们这800多个基金会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如果捐到那里去以后，等于给财政捐，如果都捐给了财政，大家觉得自己会得到幸福吗？所以这件事情是需要关注的。第二点，我们要高度关注这种行为不能伤害到自由企业制度，美国这样，比尔盖茨、巴非特他们捐款伤害不到他们自由企业制度，如果我们捐完了，看着公司没老板了，成了国企，也是贪污和浪费，以及不负责任，懒惰的开始。所以这件事情，我建议大家再去思考，思考所有1956年所有有钱人裸捐以后，不仅要公益慈善，还要建立公益制度，建立每个人创造财富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