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176期日前召开。50人论坛成员、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发表题为“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内容”的主题演讲。他表示，当前讨论的结构调整应该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它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出口这三大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三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结构调整的两个争论
魏杰说，今年，经济结构调整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虽然都在讲经济结构调整，可是实际上关于结构调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和争议，争议最大的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问题是，现在所讲的经济结构调整到底指的是要调什么经济结构。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概括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把地区结构、所有制结构都包括在这次结构调整里面，这种概括有点泛化，讨论的结果可能很难解决当前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也有的同志把经济结构只界定为产业结构，这又有些过于简单了。
魏杰认为，由于当前讨论结构问题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所以中国这次调整的结构应该是经济增长的结构。如果讨论的是经济增长的结构，现在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因此讨论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从国民生产总值的角度来讨论的结构问题。
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国民生产总值一般来讲，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个是所谓的支出法，就是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包括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讨论的第一个层面的经济结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
第二个是用生产法来讨论，就是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过程。如果从生产过程来讨论，实际讨论的就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讲的产业结构。
第三个就是从收入的角度来看，那么国民生产总值应该分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三个部分。从这个角度讨论结构，显然是讨论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来讨论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话，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三大需求之间的结构;第二个是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或者叫产业结构;第三个就是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个人收入之间的结构，也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第二个争议就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机制到底是什么。大致上是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调整结构的基础性机制，对结构的调整重点还要依赖市场机制，要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另外一种倾向更多的强调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发挥行政的力量，尤其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力量。比如说讨论产业结构的时候，要想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就靠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下达文件来调整，重点强调国家的行政力量。
魏杰认为，市场机制应该是调整结构的最主要机制。他说，要承认市场有自我修复能力，过度的行政调整，只会使经济结构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比如说最近讨论最激烈的房地产行业，2008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房地产行业通过自我修复，已经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了，但是2009年国家猛然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产的行政办法，比如说大量的减免税收，再比如说信贷政策上大量的打折，一下子把正在修复的市场推向了过热。到了去年年底，尤其是今年年初，政府不得不再次动用行政力量来压制它。
这种行政力量本来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房价的过度上涨，并没有想把交易量压下来。结果现在却导致交易量的收缩，这在将来可能很麻烦。去年我国消费对G D P的贡献是12.5万亿元，这里面85%是对房子和汽车的消费。可以说一旦房子的交易量下降，马上就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旦增长速度往下掉，政府可能又会动用行政力量推动交易量。这样，行业就会不断地处于行政干预周期，市场根本难以自我恢复，最终经济结构也很难调整。
所以结构调整还是要靠市场机制为主，要相信市场的力量。
投资、消费、出口应形成合理比例
首先讨论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的结构。分析2000—2009年的三大需求结构发现，这些年我国在这一结构方面基本上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从2001年—2007年，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这7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5%，比2000年以前多增长了3 .6个百分点。在增加的这3 .6个百分点里面，出口贡献比例达到了63.9%，投资的贡献是26.1%，消费贡献不到10个百分点。增长的加速部分主要靠出口。
然而到2009年，又马上转向另外一种经济结构，成了投资拉动型。在2009年创造的33.5万亿元的G D P里面，投资贡献22 .4万亿元，投资对增长的贡献达到67%。这种结构的巨大调整，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美国在1940—1960年、日本在1950—1975年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近些年中国的情况类似，但是他们的需求结构都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波动。
“我们之所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结构上出现问题，主要是三个原因。”魏杰说。第一个原因可以概括为发展战略的偏差，这也是失衡的主要原因。199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掉到了8%以下，当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虽然在投资、消费上做了文章，但是实际上主要依靠的是出口。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出口越来越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到了2004年，中国的出口比例已经开始过高。当时经济学界有人警告说，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最终会使中国遇到两种危机，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能够继续支持中国出口的时候，中国一定是国际顺差很大的情况，大量的外汇流入中国，将迫使中国的央行大量发行人民币，从而出现膨胀。另外一种危机是，当国际市场不能允许中国出口了，这个时候中国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遗憾的是这种观点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还在把扩大出口和引进外资作为政绩来讨论，因此政府继续实施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
第二个原因是行政资源的过度使用。中国行政资源的使用能力现在应该是全世界第一的，除了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有很大的空间外，中国还有庞大的国有资产。于是当时为了推动出口，中国在非常广泛的领域，大规模地使用了行政资源。比如说出口退税，涉及3000多类工业产品，有的退税率达到了13%。
“我想出口企业有13%的退税利润就够了，谁还去开拓国内的市场?我们大规模使用行政资源，导致已经偏差的战略继续恶化。”魏杰说。
第三个原因是价格的扭曲。这里讲的价格主要是指货币的价格，也就是指人民币的价格。人民币实际有三个价格，一个是能买多少东西，叫物价。既包括消费品价格，也包括投资价格、资产价格。第二个是汇价，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第三个是人民币的回报率，就是利率。本来这三个价格应该是联动的，但在中国是扭曲的，结果导致战略上出现扭曲。
把这三个问题找出来，未来在经济结构调整上，讨论到投资、消费、出口的问题时，我们就知道要让这三者形成一个合理的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行政资源的使用和价格的平衡问题。
当然，还需要讨论的是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应该保持什么结构，各自占到多大的比例的问题。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仅仅靠消费拉动还没法保持增长，内需单纯靠消费是不可能的。中国未来一段时间还是要投资、消费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