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2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富士康“十连跳”之谜》，以下是节目实录：
就在今年的5月21日凌晨，富士康又一名男工坠楼身亡。进入2010年以来，这已经是富士康第十名员工跳楼。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员工都选择了这样一种极端方式向世界告别，我们的记者也赶到深圳进行了调查。
以下是十次跳楼事件的记录。
2010年5月21日，男工南钢从楼顶跳下身亡。年仅21岁。
2010年5月14日，梁超从楼顶跳下，不幸身亡。21岁。
2010年5月11日，祝晨明从租住房屋的楼顶跳下，身亡。24岁。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不幸身亡。24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
2010年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
2010年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
2010年3月29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1月23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
2010年5月6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不幸身亡。
根据卢新的同事小曾回忆， 那天他说到那儿去看看风景，讲完这句话之后站了一会，很快的速度，把窗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犹豫都没有犹豫。我们马上起身拉他，拉到他一点衣服的左臂，被他甩掉了。
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是富士康09菁干班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干部储备班，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的卢新，有个梦想就是能当一名歌手。我们去参观了卢新在厂区外的租住宿舍。每个月房租370元。大部分遗物已经被家人带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卢新的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
小曾：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他好像就发了一千八还是一千九，他寄了一千五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很不错的。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日志上，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了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刚开始根本就不应该看重钱，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茫。”
2010年5月11日，祝晨明从租住房屋的楼顶跳下，身亡。
小祝的工友 小李：她把感情看得那么重，又对人那么好，怎么会舍得离开我们呢。
祝晨明租住房屋楼道里的摄像头记录了悲剧发生的瞬间。
5月11日，18点36分。一个女孩儿从这栋楼的604房间走出，直奔顶层，走路有些摇晃。18点37分，这个背影消失在顶层平台上。
小祝，河南人，24岁，从5月6日开始，没有正常上班，一直处于请假状态中。
小祝的工友 小李：她身高一米七四，以前还学过模特儿。以前说是要出国深造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迫使这些年轻人把自己生命的最后瞬间定格在这样一个极端的场面呢？我们在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见到了坠楼受伤仍在治疗的员工小田。尽管小田幸运地捡回了条命，但是，她的骨盆骨折，下半身已经失去知觉，每天只能依靠父母的帮助才能翻身。
小田的父母说，孩子现在的心理还很脆弱。在我们跟小田交谈的10几分钟时间里，她向我们讲述，她跳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工作，但是具体是工作太累、还是不开心，还是其它原因，我们无从得知。一提及这件事，她仍然很伤心。
来富士康找工作的年轻人很多，每天都会在长年设置的新员工招募点排起了长龙。从早晨6点多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富士康公司在五个月的时间里连续发生了九起跳楼事件，但是，这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或成熟或稚嫩的年轻人，来自湖南、云南、四川、江西等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或是冲着富士康的名气，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的普通工作。
应聘人员一：这里它的优点就是包吃包住。又是（执行）劳动法。我就过来试一下
当问及是否愿意选择加班时，他们这样告诉我们
应聘人员二：那个肯定是愿意加班了。因为不加班的话，就拿个底薪，那样的话，也没有钱。
应聘人员三：愿意，非常愿意加班。十多个小时没问题。12个小时没问题。
记者：你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应聘人员三：能承受。农村人嘛，在家里边都是干农活。
我们注意到，有些应聘人员，甚至把行李箱带到了招聘现场。
在我们询问最近富士康发生了几起员工跳楼的事件，对他们过来上班有没有影响。
应聘人员一：应该没有吧。完全靠自己。
应聘人员二：这个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应聘人员三：我看那是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在招聘现场填写招聘信息时，我们甚至发现了一名只有17岁的江西小姑娘杨桃英。
记者：你这么小，第一次出来打工，不怕吃苦啊，受累啊？
杨桃英：不怕啊，我在家经常做事。
记者：做农活？
杨桃英：嗯。
像这个17岁的江西小姑娘一样，这些前来应聘的年轻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有着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在富士康实现自己挣钱的愿望。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每天这里要招聘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过上万人。而对于富士康来说，员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也是个现实问题。
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副理 万红飞告诉我们，现在一个现象就是流动率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我们的统计数据，大概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每个月只有2％，3％，现在增加到4％，5％，几乎是增加了一倍。
富士康作为一家世界知名的代工企业，仅仅龙华园区就有30万员工，如果按照每个月流失5％的员工来计算的话，那就是15000人，这甚至相当于一家大公司的员工总数。
甚至在人员流动最多的富士康公司大门口的这个醒目位置，我们看到这里张贴着这样一份推荐普通工入职有奖的通告。推荐时限从2010年5月1日到2010年9月30日。每推荐成功一名普工，推荐人将得到80元的奖金。
在富士通生产线上有一个最普通的工序就是贴胶纸。在一个主板上，工人要贴上18条这样的小胶带纸，在两分钟之内完成。像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要完成220个主板。他们每天的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是在这种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中渡过的。
18个胶条，220个主板，这就是3960条胶带纸。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每天要撕下3960张胶条，然后再粘贴3960下。
像这样的简单重复劳动，在这个工厂的装配线上，是他们的常态，而且随处可见。每个工人有固定的工位，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重复动作，把这些普通工人，与机器捆绑在了一起。
这些普通工人每个月只有900元的基本工资，大概合每小时5元钱多一点。如果他们每天只工作8小时，那么，只能拿到这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站在机器的面前，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加班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富士康公司这些普通工人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随即采访了一些员工
杨林：每天加两个小时。
朱文涛：现在来说要打工的话，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嘛，多赚一点钱嘛，
记者：在你们的工资里面，加班给的这种钱占多大的比重？
童小燕：这说不上来，有些时候。
记者：有一半吗？
童小燕：有。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太累了的时候，她会选择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得到放松。提及接连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他们既觉得惋惜，也觉得不理解。我觉得他们太轻生了，有好多事情，我感觉没有那么多事情想不开的，那样一跳都把所有的人，大部分人的希望都给跳没了。
记者：大部分人是指什么人？
童小燕：家人、朋友。
杨林：就算不为你自己想想，也要为你父母想想，他们养你那么大容易吗？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点想不开，就老是想着跳楼、跳楼。
不同的人，面对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人，心理坚强一些，可能处理得比较到位，有些人心理脆弱，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方式。但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定格在了这个花季青春。面对接二连三发生的跳楼事件，富士康公司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希望能够阻止住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在富士康2.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有30万员工。3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小县城。而一个有30万人口的小县城，一般会有二三十平方公里的面积或者更大。我们在这个厂区里还注意到，这里有餐馆，有超市，还有银行。更像一个小社会。那么，如何让这30万人在这2.3平方公里的厂区里，能够有效地工作，健康地生活，势必会成为这个公司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接二连三发生员工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公司加大了心理疏导的措施。特地在公司的主街道旁边开设了“员工关爱中心”，开通“78585”热线电话，取意谐音“请帮我帮我”，接听员工的咨询和投诉。希望为员工们建立一个无障碍的交流平台和倾诉通道。
关爱中心工作人员：他们大多主要是有经济压力。还有个人感情的问题。这方面会比较多一点。
记者：经济压力体现在什么方面。他们都怎么说。
关爱中心工作人员：就是觉得钱比较少啊。
记者：反映在工作上的压力又占多大的比重？
关爱中心工作人员：大概占30％。就说比较累。这样子。
关爱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天他们都会接到100多个热线电话。
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 刘坤：我们到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大概应该有30多起，就说可能也会导致同样悲剧，当然我不能确信这一点，总之是有效地防御了， 富士康还利用有偿的信息机制，鼓励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工友情绪不好，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可以得到200元到500元不等的奖励。同时，也希望在30万员工中培养起互相关心的习惯。
在富士康公司特设的心理咨询中心，我们遇到了一位小伙子。他讲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我自己可能调节不过来。
记者：什么东西在压着你，让你调节不过来？
员工：恐惧。毕竟公司发生了事，怕公司被诅咒啊，或者说风水不好啊。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公司有些标语，经典的标语就是“魔鬼藏在细节之中”，
刘坤：是
记者：我也注意到还有一句话，叫企业陷入困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远离客户，一大因素是远离职工，远离员工。
刘坤：是。
记者：那我想知道员工在心理上出现了问题，算不算我们远离员工的一个表现？
刘坤：应该算，恰恰是，因为跟员工的距离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距离，其实更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心灵的距离。
在心灵港湾工作室，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员工诊疗，还配备了专门的仪器，帮员工放松心情。也设立了这样一个宣泄室，员工可以用橡胶棍棒击打面前的这个橡皮玩偶，宣泄掉心理的不良情绪。
刘坤告诉我们，你要探讨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如果真的归咎公司的原因，我觉得是有一个
富士康人太多了，太多的话
你所有的资源配置，当你划分到人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微小。
30万人的厂区，更像一个社会。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富士康公司有诸多好的做法。来这里打工的人，都可以住进这样8人一间的宿舍，浴室、卫生间一应俱全。这些员工每天可以得到标准为11元的一日三餐。而且，自己的工衣脏了可以交给专门的公司清洗。这些，都是免费的。与此同时，富士康公司在厂区里设有两个这么大的健身房，配备了几十台健身设备。厂区内还有运动场，5个游泳池。工作之余，员工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活动。这些，同样是免费的。为了照顾大家的不同喜好，公司还专门设立了这个网吧。员工们上网看新闻，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跟朋友们聊天。这些也是免费的。
但是，正如刘坤所说，这些资源配置到30万员工每个人身上时，就显得很微小了。
人多，拥挤，是这里的特色。在宿舍楼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抽烟，喝饮料。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可以坐，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树下的水泥台上，换取片刻的休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刘开明：那么如果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能够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能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300024），一个赚钱工具变回成一个人，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所说的这种情感或者生理、心理各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就会发生，极端的事件发生。
刘开明，曾经当过记者，从1997年开始关注农民工权益的调查研究。全所20多名职工曾经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访了了长三角、珠三角400多家加工企业，涉及到10多万普通工人。他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了，进而变成了机器。
刘开明：我记得两年前我曾在苏州一个企业里面做织机，我跟那个老板说，我们一起做一个小时，我做一个小时，我问他的感觉，他说头脑木了。是的。
如果一个工人，如果做同样的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
10个小时，这一天下来，他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木头人，那么其他，我们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七情六欲，这种七情六欲会被压抑下来，压抑下来
如果说我们在晚上，或者说星期日，休息日那一点时间里面，我们不能很快地把他恢复成一个人，那么这时候我们在生理、心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900元的最低生活标准，在深圳可以做什么？可以交最偏僻地方最便宜房子的房租两个半月，可以吃上几顿饭，可以看上10几场电影，可以买几件最普通的衣服。于是，这些工人不得不被动地选择了加班。因为只有加班，只有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他们才能赚回更多的加班费。
刘开明：这事非常普遍，可以说99％的工厂都是这样，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世界五百强之一。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年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企业500强中居第109位。
集团的营业额由1996年的8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达到4207亿元，经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在2009年，仍然保持在了3944亿元。
与此同时，企业的员工人数也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的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赚取微笑曲线最低端的制造业来说，作为全球代工之王，富士康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坤：有一些对高科技，像我们都是一些世界上最时尚的产品，它其实有些是必须要通过人手来完成的。
在富士康龙华厂区内的这个书店门前，《郭台铭与富士康》的宣传画报很显眼。富士康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让客户抢得先机。
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中第一条就是“辛勤工作的文化”，而这里“幸福企业”的第一个要素是“安康”。
刘坤：我希望富士康是一个让年轻人，因为我要针对我的这个群体，让年轻人，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不要在这里把他们的梦想击碎的一个企业。
刘开明认为
刘开明：这些年轻人踏入社会迈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碰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人，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没办法克服的时候，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年底发布的研究报告，2009年全球自杀人数约100万，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的26％。以13亿人口总量计，即每10万人中自杀约20人。
刘坤：我们真的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因为我们的工作加强的力度可以这样讲，已经甚至到了全民皆兵，草木皆兵的地步，对待特殊这样群体，有自杀倾向的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怀和帮助，这个我们是非常苦恼的。
尽管刘坤表示，不希望年轻人的梦想在富士康被击碎，但是，卢新日志里的话，恰恰流露出梦想被打破的失落。现在，80后、90后打工者，已经成为打工行列的新生代，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在富士康公司，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刘开明：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很多16岁，17、18、19岁的很小的小孩，他们心智还没有成长，他们就过早地踏入到社会，承担起为我们这个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这个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半小时观察：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被归结到员工个人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总数相比，十个人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当这十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制造业企业残酷的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上的严重缺失。当下种种现实的矛盾，在富士康这家最典型的代工企业里，找到了理想的滋生环境，悄无声息地积聚了起来，直至在十位员工心中引发了一场核聚变。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助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都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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