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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决定创作这本新书？如果让您给读者写新书阅读推荐语，您想告诉读者什么？

　　我认为现在的中国生态文明是很多国家都可以学习而且应该学习的一个样本，现在的很多西方国家发展经济不考虑环境，只考虑资本市场，这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是自我毁灭的模式，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了解香巴拉概念的经济模式。

　　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通过阅读我的书，重新考虑现在的经济模式，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意投资方式。做生意和投资不应当建立在破坏环境的基础上，应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治理环境、保护环境，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完善民众医疗服务，这都是投资机会。从投资污染能源转变为投资绿色环保的清洁能源，只有选对了出发点，我们才能做出一系列对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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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新书中将香巴拉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呼吁经济体系改变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您认为亚洲文化、中国文化与经济学的结合的理念，能否跨越大洲和大洋，给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改变带去影响？

　　我认为此次疫情危机当然有可能让西方各国乃至全世界所有国家重新思考他们原来的价值观念。香巴拉的理念在西方也曾受到过关注。1933年英国的詹姆斯·希尔顿写了一本书叫《消失的地平线》。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正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经济大萧条，老百姓对资本市场、唯物主义和西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有着重重疑问和不满，当人们认为政府和资本论没办法解决问题时，他们便将视线从物质文明投向了精神文明。《消失的地平线》讲述了香格里拉（即香巴拉）秘境，这个地方在当时成为了读者的精神家园，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与自然和平相处，无欲无求的“人间天堂”，唤醒了读者对一个纯朴而又未被文明污染的精神家园的渴求。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使真相水落石出，西方所推崇的“人权”是虚伪的，政府不考虑每个人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而是直接放弃救治老年人，为了维持股票虚拟经济的发展而重点保护年轻人。这样的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资本逐利服务，我认为这样的时代甚至可以称为“魔鬼时代”。相比之下，中国平等救治每个生命，体现了真正的人权，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同时也挽救了大量生命，同时实体经济也开始逐渐得到恢复。

　　由此可见，当年的经济大萧条促使人们开始考虑转变原本的价值观念，而现在的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价值观破碎，也是同样的契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多年盲目追求资本的经济模式，就如同草原上的干草垛，而疫情的暴发就是一颗落在了草垛上的火星，瞬间把之前埋下的隐患全部点燃，星火燎原，引发新的西方经济危机，这将使人们在疫情中重新思考他们国家的经济模式和价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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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认为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香格里拉的概念有着什么样的共通之处？

　　“香格里拉”其实是“香巴拉”的拼写错误。香巴拉是一个很古老的理念，存在于印度教、佛教、道教等亚洲文化当中，而它背后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传奇故事：人类建造城市时会破坏环境，同时还有很多的灾难，包括瘟疫、战争等，最后人类才明白不能以彼此为敌，也不能只依据城市发展需要来生活，必须有一个更广、更包容的思维方式，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现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生态文明理念，将古时的香巴拉概念落实到了现代生活当中，两者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香巴拉的概念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巨大的联网，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影响了任何人，最终所有人和事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今年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从中国政府做出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中国不只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对全世界的人民也负责任。这体现了一个更包容的思想，不仅仅为自己、为本国考虑，同时也为整个世界的安危考虑，而这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包容一切，为了全人类的生存一起努力，实行单边主义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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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您未来寻找香巴拉之路有什么工作计划和著书创作计划？

　　我最近在进行新的探险和拍摄，目前的探险系列叫《寻找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是公元八世纪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他被认为是密宗的创作者。同时我在经过研究之后认为，他是一个可以代表“一带一路”特色的人物：他出生在巴基斯坦，曾住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孟加拉以及中国西部，因此这些国家都认为他是本国历史的一部分。我觉得贯穿多国历史和文化的古人，可以作为一个纽带，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密切联系和合作。

　　曾经中国使用“乒乓外交”打破了国际关系的寒冰，与海外得到有效交流。同时，“天下武功出少林”，全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认为中国是功夫文化的起源，我认为中国功夫可以作为新时代的“运动外交”。现在我也在制作《寻找功夫》纪录片，我在了解、拍摄中国功夫文化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和价值观点，都包含在功夫文化当中，海外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可以以功夫作为切入点，以此为基础丰富医疗、养生保健和冥想等文化交流。同时中国功夫有修身养性之功效，还含有中医的理念，疫情当前从健康角度出发，中国功夫也是可以推广的一项运动，同时促进中西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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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来到中国，在这将近40年的中国生活中您看到了中国的环境、社会等有什么变化？

　　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当律师，当时我们的目标是吸引外资、改善工业、增加就业机会，但是当时为了达到目的破坏了环境、污染了水源等。之后我参与了很多治理工作，也曾担任环保顾问，参与起草了2015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我发现中国在不断地推动清洁能源使用和污水治理等环境治理工程，各个方面都在走绿色和智能的建设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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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促使您选择投身到推动中国的环境和社会改变的事业中，这么多年您又收获了什么？

　　我刚刚成为纪录片导演，去探险和寻找香巴拉的时候，我和我的团队还没意识到香巴拉其实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概念，直到我看到曾经汹涌澎湃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在高原的一些地方变成了一条两边都是沙丘的小溪。世界在面临气候变暖，我的环境环保意识由此得到激发并不断提高。在整个探险过程中，我深受沿途人们的启发，当地居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保护自己的当地文化和环境。而我也由此思考，我们应当从西方的工业经济模式中走出来，除了追求GDP还应考虑环境保护、人民生活、医疗保障等等，这些就是我在开始寻找香巴拉的探险后的思想转变。在我的书中，我不仅谈到了中国的经济模式和中国经验，我也谈到了世界上不同地方为了应对气候变暖问题的运动和措施，以及影响环境保护的社会问题等等。

　　我在参与起草《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时，没有参照西方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出发来构思。GDP即“金”，一个国家的GDP不代表着国家经济的健康指数，GDP增长仅意味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扩大，实际上我们仍要衡量环境和社会的健康；“火”即“星火燎原”，投资科技和教育才能促进环境保护、为下一代的发展保留“火种”；“木”即政府结构，通过调整政府结构和部门合并，增强环保部环境治理的权利；“水”即水资源治理、绿色能源，通过发行绿色债券、投资清洁能源等措施来支持企业投资；“土”即基建，通过投资绿色基建，扩大清洁能源的使用网络，减少污染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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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中国的世纪》一书中预言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何新的预测？

　　我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都会发展得很好，因为“一带一路”国家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他们之间会建立自己的合作互助关系。同时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有可能成为新的储备货币，这样第三世界国家就可以脱离美国的美元货币体制，转向更健康、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我认为美国的货币体制正在阻碍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发行债券、购买垃圾股，只是追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对人民的生活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延缓环境治理的前进步伐。而人民币成为新的储备货币，将有利于很多国家投资绿色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如果我的设想成立，那么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多元化，国家间能够更平等，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我们的世界可以更加和谐。

　　我认为中国除了向“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基建，还可以利用规模化清洁能源，在“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普及清洁能源设备，这或许会成为一条当代的“新丝绸之路”。中国在规模化生产上具有大国优势，应当将这一优势利用起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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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首先在中国暴发，中国也率先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国家正在逐步恢复正常。而美国目前疫情仍然存在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您是如何评价这种现象，以及您对美国民众、乃至世界各国民众抗击疫情有什么建议？

　　美国文化当中，人们优先考虑的是自己，不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因此要求全民佩戴口罩配合隔离，会有人不能接受。同时政府只重视股票市场，不重视实体经济，缺乏包容的经济体制也使得年轻人为了维持生活没办法保持在家隔离，而老年人又缺乏医疗救治，最终整个社会没有团结在一起，群体间割裂开来。而中国的孔孟思想、道教、佛教，以及香巴拉的概念中，都强调了万事万物的整体性和互联性，因此当中国政府要求全民自我隔离并佩戴口罩外出时，大家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不能仅仅行自己的方便。

　　道教思想中强调了万物的变化性，当别人有变化了，自己也需要做出改变；当他人遭遇危机，我们每个人都是共同面临危机的。因此疫情当下，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只按自己的需求办事。同时，佛教思想认为“万物皆是生灵”，所有的生命都是宝贵的。然而西方国家的一些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看重的是经济发展，即使有疫情，为了经济形势，身体素质好的年轻人应当复工。我认为这是短期经济的思路，价值观有偏见，没有考虑所有人一起克服危机。

　　同时西方文化认为事物间具有双重性，有对有错、有黑有白，彼此对立不可共存。然而亚洲文化中把这种双重性理解为不可分割的，比如阴和阳是对立却又分不开的，由此带来的社会观念，即有你就有我，无你便无我，所有人应当团结。这样的核心思维差异使得亚洲和西方在应对疫情的时候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我在新书中所说的香巴拉时代，指的就是现在我们需要成为共同携手去解决问题、消除危机的命运共同体，如果不这么做，人类便没有未来。

　　中国是防疫经验积累最丰富的国家，同时采用高科技医学检测疫情，一切都是为集体服务、为克服危机。但美国受经济体制影响，如果不复工美国国民就难以偿还自家的债务，每个市每个州也需要经济运转以偿还债务，因此很多州已经开始准备复工，而这恰恰是很危险的行为，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安全。所以我呼吁世界重建经济体系，重新思考建立一个更包容、更健康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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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疫情后的国际关系有何思考？国家与国家间的隔阂，能否因为病毒的打破而建立起新的国际合作关系？

　　过去我们有个概念叫“全球化”，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各国互联互通的网络，而疫情暴发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在试图打破全球化，重提“逆全球化”。疫情一暴发，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也就真的暴发了。我认为未来世界有可能会在亚洲形成一个由“一带一路”国家组成的“亚洲世界”，这将是区域内国家共同发挥力量的“无极世界”，而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强烈的国家则成为不参与“无极世界”的国家，最终世界形成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在彼此的区域范围内进行各自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