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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贵的血统，是成功的关键。教科书、报纸、小说中充斥着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故事，即个人凭借强大的动力和坚韧最终跻身上流社会。这些故事，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上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上层，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强韧的性格。下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下层，是因为他们有不足之处。
尽管很多人坚信努力工作会有经济回报，也相信无阶级社会的神话，但今天美国的经济比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更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更低。事实恰恰和我们的民族信条相反，在我们国家，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这产生了一个明显又紧迫的问题：在这个入学依靠个人素养，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时代，这种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很多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仔细考察了国内外的历史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以及技术因素，分析它们如何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释经济特权如何且为何能够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文化社会学家近期开始关注特权的承袭。他们聚焦于学校，阐释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如何将优势传递给子女，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在正规教育中处于上风。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何会出现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门人”——招聘者寻求答案。能否获得一份工作、进入某个收入阶层，最终取决于招聘者的决定。他们的聘用决定对应聘者个人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更大层面上的社会不公平影响重大。我认为，在招聘的每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筛选”）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评估指标”），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指标，最终共同导致招聘过程根据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学生。
——劳伦·A·里韦拉
虽然公司已经将校园招聘限定在了名单校，但评审人仍然会根据对学校声望更为精细的定义，进一步在这个挑选出来的群体中对简历进行分类。
在简历筛选阶段，相对地位的差别不再是名单校和非名单校的区别，而是名单内部各学校的相对声望。公司按照声望给学校分层，不同层级的学校得到不同数量的面试名额，核心校的名额多于目标校，这种分配结构在一些公司已经制度化了。在另一些公司，最有名的几所核心校的学生会得到“首轮通过”的特权，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必须要”那一类，接受下一步筛选。
01/ “学校声望等于智力水平”
从个人角度来说，评审人高度倚赖“学校”（他们称之为教育声望）作为评价标准，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名校的精英课程教会了学生如何更好地应对公司生活—实际上，评审们大都认为精英教育，尤其是顶级精英教育，“太抽象”“过于理论”，甚至相比“次一点”的学校提供的更“实用”“针对性更强”的训练，显得“没什么用处”—而是因为评审人赋予了被名校录取、在名校注册入学强大的文化意义和品质判定。此外，这也与公司的面试配额政策有关。
受访者普遍把申请人的智力水平与学校声望画等号。在他们的眼中，学校声望反映了一个人的整体认知水平，而不是与特定工作相关的能力。最明显的是，他们认为学校声望高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快速学习。律师贾丝明说：“我在找‘海绵’，你知道，一个哈佛毕业的孩子学东西会学得很快。”
招聘方看重的不是精英教育的内容，而是顶尖学校严苛的录取程序。根据这一逻辑，学校越是有名，录取“门槛”就越高，招收的学生就越聪明。咨询师乔丹解释道：“顶尖学校的选拔性更强。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顶级名校，是因为它们确实选拔出了一群更聪明、更有能力的学生。”律师托马斯同意这一说法：“如果有人上了一流法学院，我会认为他比进入二三流法学院的人智商更高、更专心。”
除了认为什么智力水平进入什么样的学校外，评审人还常常认为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去哪所大学，相信学生一般会“选择能去的最好的学校”。因此，在他们的心中，声望排名提供了一种根据“智力水平”快速筛选候选人的方法。凯莉在投资银行负责初筛简历，在给模拟简历分类时，她揭示了以上假设如何在评审简历时发挥作用。她评价说：“她［萨拉］成绩有点低，不过上的是哈佛，所以一定属于头脑好的那类……乔纳森……去了普林斯顿，所以论聪明程度，他肯定不会处于劣势。”学校声望的这种光环效应，再加上对EPS公司的日常工作不是“尖端科学”的普遍看法，让评审人确信，拥有名校学历是一个有力信号，足以反映候选人有能力展现工作所需的分析技能。即使在对量化分析能力要求很高的咨询领域，情况也一样，拉塞尔说“我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上了沃顿，那么他一定懂数学。”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贵的血统，是成功的关键。教科书、报纸、小说中充斥着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故事，即个人凭借强大的动力和坚韧最终跻身上流社会。这些故事，无论聚焦于沃伦·巴菲特的传奇经历，还是《风雨哈佛路》式的个人奋斗，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努力争取来的，不是从父母那儿继承来的。上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上层，是得益于他们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强韧的性格。下层人士之所以处于下层，是因为他们有不足之处。
尽管很多人坚信努力工作会有经济回报，也相信无阶级社会的神话，但今天美国的经济比许多西方工业国家更不平等，社会流动性更低。事实恰恰和我们的民族信条相反，在我们国家，从收入微薄到变身大亨，或者从富裕阶层跌落至穷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国经济阶梯中的上层和底层黏性很强：收入位于全国前1/5或者后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辈处于同一个阶层。位于经济等级顶层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垄断了通往好中学、名牌大学、高收入工作的途径。
这产生了一个明显又紧迫的问题：在这个入学依靠个人素养，招聘要求机会平等的时代，这种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是如何发生的？很多学科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仔细考察了国内外的历史经济变化、社会政策以及技术因素，分析它们如何导致财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这些研究向我们揭示了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释经济特权如何且为何能够不断地传给下一代。
文化社会学家近期开始关注特权的承袭。他们聚焦于学校，阐释了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家长如何将优势传递给子女，从而让他们的孩子在正规教育中处于上风。我们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学的毕业生，精英家庭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这种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又为何会出现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门人”——招聘者寻求答案。能否获得一份工作、进入某个收入阶层，最终取决于招聘者的决定。他们的聘用决定对应聘者个人的经济发展路径，以及更大层面上的社会不公平影响重大。我认为，在招聘的每个环节，从决定在哪里发布职位公告、举办招聘活动，到招聘小组最终做出选择，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类标准（“筛选”）和各种衡量候选人潜力的方法（“评估指标”），而这些标准和指标都与应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这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指标，最终共同导致招聘过程根据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筛选学生。
——劳伦·A·里韦拉
虽然公司已经将校园招聘限定在了名单校，但评审人仍然会根据对学校声望更为精细的定义，进一步在这个挑选出来的群体中对简历进行分类。
在简历筛选阶段，相对地位的差别不再是名单校和非名单校的区别，而是名单内部各学校的相对声望。公司按照声望给学校分层，不同层级的学校得到不同数量的面试名额，核心校的名额多于目标校，这种分配结构在一些公司已经制度化了。在另一些公司，最有名的几所核心校的学生会得到“首轮通过”的特权，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必须要”那一类，接受下一步筛选。
02/ “请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去了‘次级’学校？”
相比之下，无论学生的成绩如何，标准化测试的分数怎样，只要没进入顶级名校，就意味着智力不足。许多评审人认为在排名稍逊的学校（甚至排名前十五的学校或名单校也不例外）表现优异的学生“没能进好学校”，一定是“出了意外”，如若不然，他们的分析能力就要打个“问号”。律师事务所的招聘经理玛丽（在转为公司的人力专员前曾是一名律师）阐明了这一点：“有时候你会看到本科很好的学生，成绩也很好，但后来去了没那么好的法学院，我经常会说‘哎哟！我猜他们一定是法学院入学考试考砸了！’”咨询师纳塔莉在评估虚拟候选人萨拉时即表露出这种看法：
“她是斯特恩（Stern，纽约大学的商学院，在商学院中排名前十，但不在前三）毕业的。她去那儿要么是因为丈夫在纽约，要么是申请了商学院，但没能进哈佛或斯坦福。”决定去排名稍逊的学校（评估者把这看作一种“选择”）除了意味着可能智力不足外，也常常被解读成学生德行有亏的证据，如判断错误或目光短浅。
投资银行家特里斯坦解释了为什么去了高选拔性但不是顶尖商学院的学生在应聘时会有劣势，且为什么理应如此。他耸了耸肩说：“如果你想进投行，就要做点功课，得去一所以把人送进华尔街闻名的学校。”卡洛斯是一名律师，也是顶尖名校的毕业生，他认为即使候选人进名校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困难，正如他所经历的那样，也“应该聪明一点，投资自己的未来”。
我观察了一场多样性招聘会，作为研究中民族志环节的一部分。会上一位白人女性招聘者非常清晰地表达了缺少名校资历传递出的负面信号。在一个针对律师事务所的会场，相当一部分参会者来自第二或第三梯队的法学院—大部分非白人的法学院学生去的都是这类学校，她让大家在求职信和简历上列出去“次级”学校的原因。
她解释说：“如果你收到了更好学校的录取通知，注明是哪一所……如果你是因为有全额奖学金才去了一所学校，那么把‘全额奖学金’放在最前面。如果你选择离家近的学校是为了帮助家里的生意，那么把它写上去……总之，你需要有个解释。”因此，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EPS公司重视的资质不是一流学校提供的教育，而是学生拿到了这些地方的录取通知书。
03/ 也有的面试官不喜欢名校学生
尽管教育声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但仍有约1/3的评审人在筛选简历时不使用这一指标。是否强调以教育声望为评判标准，最大的差别之一在于评审人自身的学历背景。名校毕业的人比其他学校的人更可能使用教育声望。
在这方面，评审人对教育声望的定义和解读与其自身的教育轨迹相呼应，并以之为标准。我与顶尖法学院毕业生罗杰的一次谈话印证了这种模式，他非常喜欢名牌法学院的学生：
罗杰：我和一位一起招聘的人谈过，他告诉我，他对学校的态度跟我完全相反。 他说他不喜欢耶鲁、哈佛或其他常春藤学校的候选人，因为上了那些学校的人……认为自己应当做大事，当律师是大材小用了。 如果你找到谁毕业于福特汉姆（Fordham）或卡多佐（Cardozo）等不带藤校光芒的地方，他们如果被聘用就会非常开心，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只想好好工作。看看他们招来的人，显然，他是委员会中唯一秉承那种理念的人。（笑）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每种做法都有一定的风险。
劳伦：你知道他上的是哪所学校吗？
罗杰：（笑了笑，顿了一下）他上的是福特汉姆大学。
以教育声望为评估标准（或不以之为标准）不仅与评审人偏爱自己的学校和同类校有关，也与其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对成功的深层文化定义有关。例如，投资银行家奥利弗上的是一所“公立常春藤”，尽管那是一所他称为“一般”的学校，但在评估候选人时仍然很看重教育声望，他解释说：
在东海岸长大，所有常春藤高校都在你附近，周边还有很多很小但很好的文理学校……我有能力挑出哪些学校更难进……我可能不会认为从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出来的人很厉害，因为我没觉得那所学校那么难进，这某种程度上来自我的背景经历。
在筛选模拟简历时，他把朱莉娅、乔纳森——两人都是“双藤校”出身——排在了最前面，因为他们出身优越，这与前文所说的挑选框架一致。而咨询师卡伦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在浏览模拟简历时，大多数评审人都质疑布莱克为什么“选择”罗格斯大学，但卡伦把他排在了最前面，认为能够从罗格斯大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证明了他工作十分努力。因此，评审人是否以教育声望为筛选指标，以及如何用教育声望进行筛选，既受到他们自身学校声望的影响，也受到深层文化定义的影响，即他们通过个人经历了解到什么样的道路能产出“聪明”“上进”“有趣”的人。
无论是官方的招聘政策还是实际的招聘实践，招聘者很大程度上都把筛选“硬”技能和“软”技能的工作让渡给了顶尖的学校的录取委员会，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一流的人进一流的学校”。
简历筛选者普遍秉持的理念，即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集中在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学校里，强化了公司只在特定学校招聘的政策，也为公司的校招名单落地提供了合法性。这种过于强调教育声望的筛选方式，放大了社会经济壁垒，阻碍了一些学生进入竞技场，也间接过滤掉一群来自普通家庭但表现优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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