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大力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朝着2020年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奋斗。“自主创新”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究竟怎么样？自主创新的道路上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破解途径何在？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持续关注自主创新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

　　记者: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并将其作为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去年，我随全国政协委员视察团视察时，听到一些高校和企业表示出对当前产学研合作现状有所不满。您认为这种不满是如何形成的？

　　邬贺铨:科技界和产业界都认为需要产学研合作，也都对目前我国的产学研合作现状不满。一些高校和研究院所认为至少在目前企业只是受体而不是主体，过分强调企业为主体会助长一些企业依赖高校和研究院所而不注重自身创新能力的培育，不重视成果的价值，甚至挤掉了作为技术成果主角的高校和研究院所本应得到的科研经费和获奖名次，挫伤了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积极性。一些企业则认为目前企业为主体并不落实，虽然高校和研究院所申请国家项目时也会拉上企业，让企业“友情演出”并承担自筹资金的角色，交换条件是成果转让但非技术转移，甚至为了避免企业学到核心技术而不愿意企业参与研发工作，在产品换代节奏很快的情况下，企业拿到技术成果也只能解一时之渴，或者因成果离产品化太远而无法形成生产力。

　　互有抱怨是因为企业对学校、研究所期望过高，希望从高校和研究院所转让的成果立即可以生产。这是不切实际的。学校、研究所本身可以开发技术，但是不能指望它开发出产品。产学研的结合点不能放在产品上。过去一个产品能卖很多年，现在更新换代速度那么快，企业不掌握技术在市场竞争中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记者:那就是说，科技界和产业界之间缺少沟通的桥梁？

　　邬贺铨:我国目前缺乏中间性试验的研究开发机构，过去承担产品开发职能的应用型研究院所因转制，将其过去服务的对象即行业内的企业变为竞争对手。转制前它们是行业里的大院大所，转制后却成了行业里的小企业，造成了产学研合作链条中重要的一环缺位，这些情况值得反思。

　　风险投资对产学研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创意往往出自新兴的科技小企业，他们的创意源于从高校和研究院所出来的创业者，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这些新兴的小公司将创意开发出样品，证明技术是可能的，风险投资者培育这些新兴小企业上市，风险投资者退出为大企业收购这些新兴小企业提供了机会，由大企业完成产业化过程。但我国现有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很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掌门人没有管理企业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对企业了解不多也少有对企业成长的判断能力。作为科技界与产业界间重要纽带的风险投资在我国尚未形成气候。

　　记者:那您认为，现在哪种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比较适用呢？

　　邬贺铨:企业委托科研单位开发的模式相对要好一些，需求和目标比较明确。在运用这种模式时应该注意，在开发阶段企业应派技术人员参加，成果开发出来后科研单位还应派人到企业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问题，使企业真正掌握技术。产学研合作的接力棒不应只定位在成果转让而应定位在技术转移，效果要看企业的创新能力的成长，这也是产学研合作中研究机构的重要作用的体现。

　　记者:一提起创新体系，人们就常说产学研。我注意到，您曾经提出了“产学研用”。“用”在创新体系中起什么作用呢？

　　邬贺铨:过去一般谈产学研合作，但仅仅产学研还是不够的，应该扩展到产学研用合作。这里不仅是因为使用部门比生产部门更了解市场。而是因为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应用来检验，需要在使用中完善，需要效益来持续。对产品技术创新而言，不经过市场就不可能完成技术创新过程。我国有广阔的市场。市场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我国市场应该成为我国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战略资源，我们要像珍惜自然资源一样重视和用好市场资源。

　　记者:那如何用好这一稀缺资源呢？

　　邬贺铨:首先要守好这些资源。我们曾经寄希望于市场换技术，但事与愿违，市场换不来国外的核心技术，将市场拱手让人却使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失去成长的土壤。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教训也有成功的例子，三峡工程上马时需要7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当时国内只能生产42万千瓦机组，三峡总公司按照“国际招标，引进技术，联合开发，联合制造”的方针与国外厂商签订设备采购合同，规定外方要与我国制造企业联合设计、合作制造并转让技术，三峡总公司向外方支付技术转让费，我国制造企业成功竞标并生产出机组安装在三峡，走出了一条“技术转让——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三峡模式。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峡模式”只是个案，并没有形成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