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市场带来的不仅高效率和生活富足，也是自由和机遇。市场是天生的反对派，对现状永远不会满意。市场有数不清的敌人，除了距离阻隔和信息不对称，还有垄断和各种不当政策管制；除了过度的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还有各种利益集团。

　　市场是个不完美主义者，应付敌人的办法是一边抗争一边妥协。没有抗争，市场不能成长。没有妥协，市场现有生存空间都难以维持。

　　直到有一天，市场会遇到最可怕的敌人，一下子能把市场置于死地的敌人。市场面临生死存亡考验。

　　重大的通用技术变革让市场面临破茧重生的突破，也让市场陷入脆弱时刻。通用技术变革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也在改变相对价格、资产价格、要素收入和财富分配。

　　重大的通用技术变革让制造业生产效率一下子提升了10倍，只需要现有1/10的劳动者就能满足全社会对制造业产品的需要，制造业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大量制造业工厂破产，大量制造业劳动者失业，大量制造业股权一文不值。

　　技术变革对制造业的少数企业是福音，对多数企业是关门通知书。对全社会而言，大量的人力和资本可以节省出来满足制造业产品以外的需要，为全社会生活品质提升奠定了下一个腾飞的物质基础。

　　偏好的变化也有类似的影响。如果人们对制造业产品需求转向了服务，制造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也是很多企业的关门通知书。

　　重大的通用技术进步和偏好变化通常会像孪生兄弟一下叠加在一起，一边是制造业技术快速进步，另一边是对制造业产品需求饱和开始转向服务业。这对相对价格、资产价格、要素收入分配、财富分配的影响大的惊人。

　　企业家大量的前期制造业投资作废，工人辛辛苦苦积累的制造业技能作废，必然遭遇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新的市场机遇依稀可见，但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市场准入有重重限制，新机遇在各种旧势力的重重阻隔下还摸不着。

　　新与旧对抗升级，市场进入脆弱时刻。这时候，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开始露面，敌人的名字是信用坍塌。

　　大量传统企业产品价格和经营业绩下滑，金融市场的反应是降低信用评级或者干脆不再贷款。劳动者收入下降，金融市场的反应是不再提供房贷。受伤的不仅是企业和家庭，金融机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金融机构坏账增加，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过去业务最激进的金融机构最先面临破产威胁，金融机构之间开始相互不信任，流动性危机接踵而来，过去没那么激进的金融机构也如临大敌。

　　金融机构不再相信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不再相信企业，企业不再相信企业，工人也开始怀疑老板。信用坍塌，一场典型的金融危机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连最基本的交易都没得做，市场面临的是死亡考验。

　　怎么办？

　　斯蒂格利茨在对大萧条的分析中指出，美国应对大萧条的第一个政策反应是1933年的农业修正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限制农产品生产。通过限制产量，提高农村和城市产能过剩部门产品的价格和收入。这个法案遭到最高法院和经济学家们的强烈批评，认为是破坏了市场。但斯蒂格利茨认为，在要素自由流动面临障碍的环境下（旧势力的掣肘），这种政策避免了过剩产能产品价格的下降和进一步的恶性循环，是次优选择。

　　这还远远不够。美国以及当时所有身陷大萧条的经济体都放弃了金本位。虽然这也是不得已的做法，用信用货币替代金本位补充了信用，对防止信用坍塌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美国经济2008年再次遭遇信用坍塌。美国货币当局用了大量此前没有使用过的激进扩张工具，目的只有一个，重建信用。让金融机构敢于贷款，让企业敢于投资和生产，让居民敢于消费。财政政策尽可能地积极，赤字率和债务风险虽然令人不安，但是当市场不敢花钱的时候，财政花钱成为恢复信用的药引子。

　　中国2008年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信用坍塌，政府使用了举世闻名的4万亿刺激政策。4万亿刺激政策至今饱受非议，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在短期内恢复信用和信用方面非常成功。但是，过度的信用扩张带来了随后的通胀，大量未经自信斟酌就匆匆上马的项目给未来留下了大量坏账。或许更严重的是，这让世人过度相信了刺激政策的功效。

　　中国2012年以后开始面临从制造到服务的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叠加居民从制造品到服务的支出偏好变化，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制造业一片哀鸿。以往制造业信贷支撑的信贷扩张难以为继，广义信贷增速大幅下降，经济低迷和通缩紧缩成为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主要威胁。

　　中国和当初美国的选择很相似。利用行政手段限制过剩产能部门的产能，产能过剩部门的产品价格在经历了多年的下跌以后开始回升。利用扩大基建支出推动信贷增长，虽然支出效率难以评价、杠杆率攀升，但遏制了价格过度下跌，缓解了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避免了信用坍塌。

　　行政手段去产能和扩大政府开支，当然不是解决问题理想的办法。打破旧势力，建立新规则，市场开放，让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让产能过剩的劳动和资源转移到新的部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把各种主义、各种不当管制一个一个消灭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这听起来合乎逻辑，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些。当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发威的时候，还要招致市场其他的敌人，带来的可能是对市场更严重的破坏。想象一下，改变政府职能、让观念陈旧的官员下课、开放市场听起来都不错，但是这些动作难以避免会遇到强烈反抗，会带来政府自身的不稳定。一个风雨飘摇的市场，再加上风雨飘摇的政府，对社会信用的破坏进一步加剧。

　　当市场最可怕敌人临近的时候，先应付好这个敌人，不要再多树强敌。避免信用坍塌会要求政府支出扩张，甚至不惜动用行政手段，这些看似反市场的举措，对市场不能说没有破坏，但如果避免了信用坍塌，也是让市场躲过了死亡劫难。当然，应该充分认识到政府支出扩张的边界，能避免信用收缩和通缩就足够，通胀时期的政府扩张往往是与民夺食，对市场不再是修复而是破坏。

　　不改革，市场会不会死？躲过了市场最可怕的敌人，市场就有喘息之机，市场强大的地方在于它无时无刻不在消灭一个又一个敌人，它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观念，它用技术革新跨越垄断和过度管制，它动作很慢却从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