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些国家针对华为的诸多指控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贸易中的重大议题。客观的说，针对华为的指控的确有些过虑了。

　　首先，华为5G的研发，并不是几个工程师在小黑屋里就能搞出来的。华为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华为的5G技术的奠基人就是5G极化码（Polar码）之父、土耳其人阿里坎教授。华为5G技术本身就是全球不同国籍的工程师的合作结果，华为过去10年在加拿大的研发就累计投入超过5亿美元。这样一个无数人参与的大型工程，其间阴谋论的空间，就如同转基因中藏一个灭绝中国人的阴谋一样困难。

　　其次，5G技术并非完全不可监控。正如现在的芯片都可以一层层磨开，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逆向工程一样，5G技术是可理解并被监控的。正因为如此，实际上一些外国政府对华为5G的态度并不坚决。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下属的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ational Cyber Security Centre， NCSC）的主任夏兰•马丁（Ciaran Martin）就表示，尽管美国情报机构提出了关于间谍活动和扰乱的担忧，但他相信严格的控制和监督可以抵消风险，他有信心认为，如果部长级官员们决定让华为（Huawei）参与未来的5G网络，英国网络安全部门可以控制这家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构成的任何风险。

　　作为质疑华为的始作俑者，美国的态度也在变化之中。最近统特朗普在 Twitter发文，呼吁美国电讯业加快发展5G技术甚至6G，希望透过竞争赢得胜利，而不是阻止更先进的科技。此言一出被业界解读为特朗普有意放华为及孟晚舟一马。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指出，特朗普似乎想改变封杀华为的强硬方针，作为与中国的谈判筹码，增加中美达成广泛贸易协议的机会。

　　但是毋庸讳言，外国政府对于华为5G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

　　安卓与苹果

　　不妨从安卓在中国的情况谈起。安卓机由于其开放性，APP可以互读文件，窃取隐私，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从制度上看，Google Play有审核机制，但在中国Google Play无法使用，其他APP分发商店审核形同虚设，或者根本没有，而且安卓的APP可以从多种渠道下载。安卓中各种APP的越权，本质上是源于中国的相关法律、执法的不完善，甚至源于中国老百姓并不在乎隐私——虽然直接这么说会招来严厉批评。所以在中国，对于安卓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技术上与制度上的保护机制。

　　相比之下，苹果就好得多。首先在iOS系统下有一种安全体系--沙盒机制，每个iOS应用程序是隔离的，每个APP都是独立的文件系统，且只能在自己的文件系统进行操作，不能像安卓一样轻松取到其他应用程序下的文件，APP之间如果要共享文档的话需要通过一些系统提供的应用交互手段。第二，苹果手机的系统一直以封闭著称，一般来说能从苹果商店里下载APP，苹果对每个在苹果商店上架的APP都有严格的审核。

　　这些技术门槛、审核标准，是源于消费者对隐私的重视，以及法律对消费者隐私的保护。相当于苹果手机上有这样一个封印，只要购买了苹果手机，就可以获得制度封印的保护。

　　制度封印

　　实际上，中国消费者早就在购买这种制度封印。

　　中国人信不过国产奶粉，甚至信不过在国内封装的进口奶粉。为了纯正的外国奶粉，或千里迢迢地去国外超市抢购，或寻找代购，或者在超市中特意购买“国外封装”的奶粉。其实，某种程度上，人们要的就是最后奶粉包装上的那一个封印。这个封印意味着这些奶粉是在严格的法律、严谨的契约意识下生产出来的，意味着法律、习俗、文化的封印。去香港买奶粉、去丹麦买奶粉、去德国买奶粉，不过是在购买当地的食品安全制度。

　　无数消费者用钞票投票，也逼着企业用脚投票，加快境外布局奶源。2014年，中国的各大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在国外建厂。中国奶业投资国外的原因，除了接近原材料、寻求优质奶源外，另一动机就是，把资本放在更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下生产，以获取消费者更多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大的市场与更高的利润。

　　另一个例子是保险。保险涉及无数纷繁复杂的法律，需要一个完善的法治作为后盾，于此同时，法治也保证着市场的公平竞争，带给消费者最好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保险也是一个制度密集型产品。市场中的无数个体总是最敏锐的，他们虽然不关心产品背后的制度，但却能迅速地涌向优质的产品。所以很多内地居民用脚投票，去香港买保险。

　　不管是买国外的奶粉、保险，还是手机，买的都是背后的法律制度，买的都是制度封印，以及背后的一系列制度支撑。

　　黑箱产品需要制度封印

　　通讯相关的产品，也需要这种制度封印。这是因为通讯产品像一个黑箱。所谓黑箱，简单的说，比如现在的机器学习，人类已经很难在逻辑上回溯机器为什么会这么做，工程师已经无法剖开这个黑箱，回答阿尔法狗为什么下这一步棋了。当然5G系统是可理解、可回溯、可逆向工程的，但基于成本，还是有一定的黑箱性。

　　黑箱性意味着有可能被利用与控制。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震网病毒。美国曾利用“震网”蠕虫病毒攻击伊朗的铀浓缩设备，被植入震网病毒的离心机并不损坏，而是效率降低，最终延迟了伊朗的核项目。据说，美国人用一个U盘，把病毒植入离心机的PLC里面，PLC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大规模用于自动化系统，可以说是现代自动化体系中的核心部件。这些工业设备就像一个黑箱。

　　所以凡是具有黑箱特点的设备都需要互信，没有互信就会影响到贸易。衣服、鞋、衬衫、袜子，自由贸易规则就可以达成。但是高性能计算机、芯片、手机，数字机床、通讯系统，仅仅依靠自由贸易并不足够，还需要民主贸易。

　　因为这些产品，更接近重工业，或者信息行业，比如数据库等，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生产、社会运行，公民隐私等，因此需要更多制度去保证透明度与互信。德国、日本，都是二战时期美国的敌国，民主改造完成了互信。所以美国可以放心的把F35卖给德国，也可以部署到日本，这就相当于猫把肚子亮给对方。

　　所以当中国不再是卖的袜子、衬衫、鞋，而是机床、手机、通讯设备的时候，即从自由贸易向民主贸易迈进的时候，贸易就会陷入猜疑的困境。这个困境，会在中国的所有具有黑箱色彩的高科技、IT、信息、重工业等产品与服务中存在。这是一个必须克服的困境，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创新所需的市场支撑。

　　自有市场无法支撑创新循环

　　现在强调自有技术，中国人当然可以有自有技术，但是却无法仅仅依靠自有市场。

　　现在企业的创新，大致的模式是，“销售——利润——研发投入——新产品——销售”。这个模式有两个意义，一，创新要靠利润去支持。华为的研发投入也源于其之前在全球市场上的利润。第二，市场规模决定利润的规模，从而决定了创新的循环速度。假设新型CPU的研发的费用是10亿，如果每块赚10美元，那么，销售1亿块CPU就可以研发出下一代CPU。那么，占据更大规模市场的公司，就有更快的创新循环速度。如果市场规模小，显然循环会变慢。提升价格是无效的，假设一块赚100美元，销售1000万块也可以得到10亿的利润，但是，销售速度也会更慢，创新循环也会变慢。

　　这就是人口与创新的关系。其实更准确的说，并不是人口，而是市场规模与创新的关系。

　　人均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人再多，但购买力很弱，更新换代的速度也更慢。人均GDP与总规模，共同决定着市场规模，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速度。美国和主要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总体GDP大约在50万亿美元。中国的GDP为10万亿美元，俄罗斯加上其他国家，GDP规模也在10万亿美元规模。大致上是5：1：1的比例，现在仅仅后面的两个1，市场规模并不够。如果失去前面的5，华为的创新循环就会放慢，立刻会在下一代技术中被赶上。

　　显然，华为要想一直保持高速的创新，离不开国际市场。所以，当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技术可以自有，但支撑自有技术研发，仅仅靠自有市场不行，必须要有全球市场，才能进行创新的良性循环。值得一提的是，自有技术对别国来说，往往意味着不透明。完全自有的技术，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困难重重。

　　国家的目标，是帮助企业

　　现在腾讯一直在致力于国际化，在好莱坞电影中植入了很多广告，《蜘蛛侠》、《独立日2》中都有QQ的植入。再比如抖音，国际化比较成功，但其中国色彩很淡，用户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中国产品。如果它们的对手大肆宣传这一点呢？所以，这些中国产品，都需要更大的空间，去展现自己的透明度，而作为一个形象整体，必然会涉及到整个企业在国内与国外的权利空间。

　　某种程度上，华为的表态，暗示着华为有这种空间。现在，华为在重压之下，虽然中国民间舆论不断给华为加上民族主义的帽子，但华为目前展现的姿态，仍然是商业的。

　　就在华为5G可能遭受加拿大禁止、孟晚舟可能会被引渡到美国之际，华为董事长梁华首次访问加拿大，宣称即使加拿大政府禁止华为参与加国5G通讯系统建设，华为也不会放弃加国的消费者、电讯公司和大学，将继续加强在加国的研发投入。他进一步表示，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基于商业考虑，“因为加拿大拥有自由和包容的特质，在人工智能、基本算法和光纤等领域有强大的优势”。

　　梁华还表示，没有任何力量迫使公司在网络中创造所谓的“后门”。华为从未收到任何此类要求，如果出现这种请求，华为会拒绝。此外，任正非所说的“那么就关掉这个公司”的强烈声明，都能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不过，要想获得市场，华为可能需要更多的“制度封印”，就如同苹果制造自己也绝不可能攻破的安全芯片，用这个封印把自己封起来，从而获得外国市场一样。

　　现代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经济，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从而提升国家的创新力。这种帮助，往往也涉及到指向国家本身的改革。实际上，WTO是国家帮助企业走出去，也是指向自身的一系列改革。如今，中国的产品从袜子、衬衫，变为了手机、5G通讯系统。国家对企业的帮助、支持变得更加重要，这种帮助，同样的，不但包含要给企业更多的空间，让企业可以展现自由度与透明度，也不可避免的指向国家本身的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