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经济的“冰冷与苦涩”仍然挂齿未尽，令不少投资人及企业家心有余悸，关于2019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各种“危言及预判”已开始悄然传播，令很多人“心神不安”。尽管这个春节，中国亿万民众依旧是在“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团圆气氛中度过的，但各级党政一把手和企业财团核心决策人，却盘算着春节后如何把脉局势、策略布局，预防随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及若隐若现的“灰犀牛”现象。今天是猪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与产经领域的朋友们系统地分享一些看法和思考。

　　1．对“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及应对策略”不要有太多的质疑，毕竟站位和视角不同。

　　近期听到经济学界发出的声音比较散乱，高度的不一致。

　　有人对2019年的经济趋势谨慎乐观，认为经济运行局势最艰难最痛苦的2018年已经过去，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会使2019年的经济景气渐渐向好；

　　也有人认为，2018年出现的“内交外困”局面仍将维持，地方债务恶化、金融及外汇循环失衡、各领域失业“共振”、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的释放、特朗普彻底翻脸等五大可能因素，会使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受阻，新旧矛盾冲突加剧，进而引发社会各层面矛盾激化，并产生连锁反应；

　　还有一种折中观点认为，尽管2019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问题最复杂、局势最严峻、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但也要看到中国经济总规模已经足够大，且总量仍在持续增加，中央政府应对各种危情的手段和工具仍然很多，不必过度担心和忧虑。

　　在这种情势下，有不少人开始对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2019年经济趋势做出的分析预判及对策，有所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中央对未来的经济趋势的预判过于乐观，对不均衡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对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明显忽视了。

　　其实，上述问题看似都有道理，但换位到中央的站位和立场来审视，至少有三个问题都“不是问题”：

　　一是中央决策层对问题的分析和形势的研判，有足够全面、精准的数据和依据支撑。决策层获得数据的广度和深度，足以支撑其作决断时会拿捏得恰到好处，一些专家学者“盲人摸象”的思维，显然是多虑了。

　　二是中央对问题的研判，首先是政治思维，其次才是经济思维。如果只是单纯从经济思维来分析研判，显然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再说，纯碎的西方经济数理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出处合理、准确的基础上，这方面显然不适应中国的病症；

　　三是中央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均有应对预案。也有统一策略性的部署和打法，即使出现“黑天鹅”与灰犀牛共舞的现象，也会有非常的对策合手段。

　　决策者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怎么讨论议论都不为过，但不要干扰中央的思维逻辑及决策的落地。

　　2、2019年中央金融策略及政策的一个核心思路是：要以货币及财政策略化解金融风险。

　　此举可以理解为，不要坐等金融领域出现风险爆裂，而要及早以财政及货币手段排雷和设防线。因此，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2019年的政策基调。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操作策略，意味着弹性空间较大，中央各个部门和各地政府可操作余地也比较大。比如中央层面：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地方层面：可以更大胆更大规模地举债，甚至举新债还旧账，可以适度放宽地产市场，可以适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可以适度与民营企业“交朋友、吃便饭”。但总的原则是，不要把问题和矛盾层层上交。

　　由于货币泡沫太大，地方债务规模过大，2019年去杠杆的策略还要加力，但实施策略不会像2018年那么猛那么二。

　　2019年股市趋势，基本没有太大悬念。总体预判是：继续下跌已经没有多大余地，向上反弹也没有多大动能。因此。多数人预判，2019年中国A股应该在2600点以下低位震荡，这种阴冷局面，可能要持续较长时间。原因有四：

　　一是多数上市公司本身太水，能创造盈利的有效资产规模及收益能力有限，很多国有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不断虚胖，但竞争力日趋减弱；

　　二是中国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的病态基因依然如故；

　　三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即便是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兴产业、新型财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度明显减少；

　　四是产业业态的多元化、投资渠道的多元化、IPO路径及退出机制的多元化，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远离中国资本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2019年中国股市仍然比较脆弱，但市场扩容仍是主基调，IPO不会减速；科创板、注册制会快速推出，但预后很难预料，初期吸引资本热炒，是大概率。

　　3、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病症”由来已久，单纯谈经济增速指标，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很多政府官员和财经学者，总是纠结于经济增长数据是否好看。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6%，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可是网络上迅速疯传这个数据很水，境外的一些机构和媒体给出的分析结果是，2018年中国GDP实际增长只有4.1%。而且一些国内民间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更低。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经济数据的科学性及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已经越来越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各地各行业经济数据的来源及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二是经济结构长期处于扭曲状态，只是近两年才开始转向“追求高品质增长”，结构扭曲的增长数据有多大的意义？一些地方已经进过一轮力度较大的“统计数据挤泡沫”行动。因此，越是基层党政机关，越应该把政绩的关注点放在“居民人均收入和居民幸福指数”两个方面。

　　4、关于2019年的房地产的政策去向，现在是最难预判的。但松动迹象明显。

　　前不久，我到北京南部的河北某县级市调研，发现这个地方的房价一度上涨到每平米三万多元，可是2017年实施限购后不久，房价降到一万五六。导致大规模商品房积压，开发商资金接近“断链”。与此同时，该县的财政收入明显下降。他们让我对2019 地产市场的政策趋势做个预判，我说，要相信中央高层掌握的数据和信息，足以支撑得住房地产政策的拿捏程度。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房地产政策已经明确定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这意味着，2019年的房地产政策取向是：稳定房价、限制炒作的调控基调没有变，但并不等于“一根闷棍”拍死你，如果真到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扛不住了，可能威胁到金融安全，政府自然后出售驰援。因此，“因城市施策、分类指导”，意味着一些二三线城市有可能取消限购。从这个角度来看，2018年房地产会场强调控策略已经演变为2019将稳定发展年。值得关注的是，未来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的主导权在地方政府手里，中央只是“指导”角色，但地方政府同时也承担了问责压力。

　　5、新旧动能转换及推动区域产业高端化发展

　　去年以来各级政府报告及媒体有个热词：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转换”。这个名词的逻辑没毛病，但如果教条化，就会把很多人的思维搞乱。从国家层面讲，本意在于：基于淘汰落后产能、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此优化经济结构，助推产业高端化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是，对于不同区域而言，由于各地资源要素、产业基础、生产力水平差异性很大，单纯玩这个概念，无异于会逼一些地方欺上瞒下。从国家层面来看，虽然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较快，但体量占比不大，如何基于市场规律及政府策略调整而稳健、高速、均衡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确是一个重大命题，这也是一些省市政府2019年需要结合实际深入研究破解的重大命题

　　但对于很多二三线城市来说，要认识到，若要改善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生态环境，助力延伸其产业链，优化产业分工体系，破题的难度很大，创新的弹性空间较小。有不少城市，都千篇一律第提出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在新能源汽车、光纤、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等领域发力，而且设立了相应的科技产业园区；有些城市财力很脆弱，也高调提出要发展现代服务业、高端咨询、物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工程技术等产业。确实有些不靠谱。

　　从近两年一些地方的情形看，盲目优化存量搞死了一批企业，盲目推动转型升级，也作死了一批企业。因此，区域产业投资及创新发展，如何实现有效投资、精准发力，避免陷入盲目圈地、盲目用财政信用做背书、盲目扩大产能，是2019年地方政府需要规避的问题。

　　6、如何理解中央的“兜底思维”

　　可以看出，2019年中央特别强调“兜底思维”，其基本逻辑是：无论任何问题和矛盾，一旦出现恶化苗头，中央和地方都要有“兜底思维”，就是说，无论采取社会政策、经济政策，还是其他特别手段，都要能够兜底，不能让问题和矛盾恶化、扩散。比如，要重点聚焦和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不确定群体”的就业问题。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加快省级统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总体上，稳字当头，中央和地方要注重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方面，出台接地气、可操作的具体策略及政策。此举意味着，2019年各级党政机关放在第一位的是“稳定和兜底”，并且要有责任担当、各扫门前雪，不要把问题和矛盾上交；其次才是做好如何发展经济等问题。

　　7、如何理解“逆周期调节”

　　中央已经明确提出，2019年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不少人对此理解的不够透彻。说直白一点，就是逆市场周期性规律而动。比如，全球大宗商品及某些主导产业，已经过了一轮增长期，开始回落，而且回落期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意味着，某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产业及经济循环会受到打击和伤害。比如，2018年以来，全球汽车制造业出现全面下滑态势，中国汽车制造产业也进入负增长阶段。但是，中国国民经济循环对汽车产业的依赖度很大，更重要的是，该产业背后不仅有规模很大的国有资产，规模很大的金融资本，还承载着庞大的就业。因此，中央可能会采取较强力的举措、甚至会不惜代价，实施对中国汽车工业的逆周期扶助。此举的代价，显然是巨大的。

　　逆周期调整，面对的是国际国内大环境，需要消耗的能量是巨大的。不仅可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扶持政策，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举措，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还可以实施银行资本的特别扶持。但是，逆周期调整付出极大代价后，预后结果会怎样，尚难预料。

　　8、如何预判未来的债务危情

　　地方债规模到底有多大，说法不一，官方和民间都没有人说得清楚。经济学家魏杰教授前不久说，全社会总债务是GDP的2.5倍，比如说2018年GDP总量是82万亿，总负债差不多210万亿，全国人均负债约16万元。我觉得这个估量稍稍偏高，但算是靠谱。个人认为，债务风险并不在于举债多少，而在于举债都干了什么---中央政府举债干了什地方政府举债干了什么。如果大规模举债后的有助于经济良性循环，那没啥可怕的，但是数十万亿举债干的多是无效投资，那形势就严峻了。上述210万亿举债中，最让人担心的是大约70万亿的地方债务（包括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大约20万亿的透明债务，也包括灰色地带的地方债务平台的举债）。过去五六年，内地及中西部许多欠发达地区，有一轮比较放肆的举债投资高潮，现在很多举债陆续到了还债高峰，但投资项目大都半生不熟，而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地方债务平台已经很难持续融资，由此导致的一个可怕后果是：2019年很多地方债务可能会因为断链而恶化，而这方面的不少问题和矛盾，不少地方对上一直遮遮掩掩。有些省份的地方债务累积已经过二三万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谏言中央去杠杆。然而由于去杠杆过快过猛，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

　　这是为何呢？去杠杆的政策取向及思路没有错，只是操作策略过猛，有点二。虽然高杠杆下的投资不健康、甚至有很大的投机成分，但毕竟承载着经济循环功能，短期内直接和间接去杠杆规模如果过猛，就会导致大面积塌陷。比如，如果去杠杆超过20%，意味着大约40万亿资金的断流，这不等于要迅速窒息掉一大批企业么？所以，资本市场必然会感冒、发烧、抽搐，实体领域必然会溃散一大片。从稳定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就是瞎折腾，代价有些大。

　　展望2019，去杠杆的策略不会变，但操作会比较温和，而且会因地制宜。比如，有些地方可以采取兜底政策来解决。为什么不等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中央就匆忙批准地方发展提前开闸发债，核心问题就在于有些地方已经支撑不住了。可以预见，2019年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建设、3P项目等领域，银行和财政都会对其亮出黄牌。

　　在去杠杆、减税费的大背景下，基层政府的有些尴尬：一方面债台高筑，囊中羞涩，另一方面，要高喊口号，与中央保持一致。地方税政部门有时也很“固执”，一方面要完成税收任务保障政绩，保障一方领导花钱干事手头宽裕，另一方面要响应中央“减税让利”的号召，摆出政治姿态。

　　2018为什么难？垄断性国有资本越来越难挣大钱、实力较强的民营资本规模萎缩、利润大减，去杠杆和商品房限购致使支撑国民经济的“地产企业”陷入困局，资金链十分脆弱；广大民营企业的竞争进入死磕阶段，要么被残酷淘汰出局、要么透支老本勉强坚持。只有少数科创企业和互联网特征垄断企业在快速扩张布局。这一背景下，就业机会和薪资双减，很多外出务工人员打道回府，返乡静候。2019年，则是在上述情势下的延续。

　　9、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及工业化道路问题

　　近两年中央与各省市政府力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不佳，上下为难，根本原因在于思路、策略及动机有问题，甚至不健康。

　　2019年开始，中央可能会淡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概念、性质和边界，谁能代表国家意志，谁提供巨额税收，谁就备受政府待见和支持。比如腾讯、阿里、华为、百度、滴滴、京东等迅速壮大的大块头民企，其存在价值、承载就业、税收贡献等，都超过了纯正血统国有企业的贡献，而且不会给政府财政增加负担，他们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民营企业”，而是与时代同呼吸共进退，“绑架”并服务于亿万民众的国际财团。他们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高官的礼遇，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代表了“国家利益”。

　　可以预见，2019年开始，中国政府会在很大程度上，一视同仁地支持国有及民营企业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特别是助推新型工业投资发展步伐。中国是一个地域宽阔、区域差异性较大、中低端劳动力较充裕构的国家，可以说，北京市中心与北京市外围60公里外的人口，在生产、生活、劳动、消费等各个层面，与北京市区人口的差距，不少于二三十年的差距。因此，中国不能去工业化，必须保障国民经济内循环健康运行。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相关、韩国、摩洛哥、埃及、南非、以色列等多家及地区，没有可比性。上述中小国家在参与全球化分工进程中，可以去工业化，也可以“消灭”一些劣势产业。但中国决然不可能。

　　10、参与实施“一带一路”的策略问题

　　很多企业家私下问我，国家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看不出对我们有什么投资发展机遇？我通常会说，机遇有没有看机缘，如果没有机缘，就不要勉强。如何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蛋糕”，其次才是经济命题。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在政治、外交、金融安全、对外扩张等方面，策略发力。但对于各省市、各类企业而言，则要辨清虚实、摸清深浅，虚实结合。从中长期看一带一路，若修成正果，可能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面对中东和非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和互助发展的机制；二是人民币的国际空间会在这些地区逐渐打开。

　　但从短期及地方层面来看，当下只需要做两件事：一是政治鼓动、营造氛围；二是策略发力，找到切入点。客观而言，多数国有企业借力“一带一路”对外投资发展，都吃了败仗，损失不小，只有少数走出去的私企，在非洲和中东有较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活得不死也不旺。这方面，需要国家调整政策和策略，就如何扶持和保护中国私企实质性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出台具体可行的扶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