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周期的拐点，中央关于经济的安排总是格外重要。一季度的政治局会议比以往来的更早一些，但重要性丝毫未减。从经济上看，一季度略超预期的6.4%，让原本对经济高度一致的下行预期出现了分歧。从市场上看，春季躁动之后虽然没有出现预期的调整，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牛市提前结束。从政策上看，本来确定的宽松周期在超预期的数据之后似乎也开始出现犹豫。在这种分歧的十字路口，我们更有必要逐字逐句的读一下419政治局会议的政策信号：

　　第一，两个6．4%并没有改变中央对经济下行的判断。继去年10月政治局会议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隔4年重提“下行压力”后，“经济下行压力”的判断再度出现，虽然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主要是得益于财政和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不断发力，两个6.4%只是数字上的短期企稳，在经济减速的大周期下，依靠政策支撑的短期复苏可能只是中国经济换挡的中继站，而不是终点站。经济下行压力暂时趋缓，并未解除，国内经济底还未到来。

　　第二，最大的亮点在于首次提出经济下行有“体制性”因素。今天会议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这句话：“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2015年之前，我们只说经济下行来自短期的“周期性”因素，比如房地产涨多了开始降温，这种下行靠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对冲。2015年开始强调中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产能过剩、外部环境变化、人口老龄化等等，这些大多是结构调整政策，比如去产能、去杠杆等等。这次破天荒的提“体制性”因素，这里面内涵就很丰富了，总的来说就是很多制度过时了，必须靠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彻头彻尾的体制性改革。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没有变化，还是稳稳的宽松。财政政策还是要“加力提效”，和去年明显偏宽松，力度明显加大，这个表述有点像2015年的“加大力度”和2016年的“更加积极有效”的结合体，也就是说，既要像2015年那样加大力度（当时扩大赤字、鼓励PPP和政府产业基金），但也不能再走当时伪PPP违规债务扩张的老路。所以我们看到地方债提前下发、中央提前下发转移支付及发改委加速项目审批，地方政府专项债超预期增加，财政前倾趋势明显。货币政策还是要松紧适度，后续的宽松力度应该和前期差不多，资金面持续稳稳地宽松，考虑到前面的总体定调和上一轮宽松的教训，应该不会像2015年那么宽松，更多的采用降准+定向降息的方式。

　　第四，重提“房住不炒”，房地产不会出现2015式的宽松，房价也很难重复2016-2017的故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再提“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不少城市的调控政策出现局部性宽松，如菏泽取消限售、阜阳取消限价、多城调降人才落

徐奇渊：为什么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是对短期内公平竞争机制缺位的一种补偿。

　　一、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也将面临下行压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6%，创出多年来的低点。IMF在2019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也预测，中国经济在2019年的增速将降至6.2%。不过，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时代，除了必要的增速之外，决策者更加关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一方面，2019年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预期不佳。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即将走到顶点，转向下行，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则一直没有走出负利率的政策区间。而且，由于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策缺乏统一协调，日本政府债务高企，两者的财政空间也极其逼仄。IMF在2019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对全球经济，包括美日欧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增速普遍进行了下调。可见，即便没有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外部需求的下行态势也已确立。

　　另一方面，从国内经济来看：虽然金融市场信心有所恢复，短期信用周转有所好转；但是实体经济的中长期信贷面临的约束仍然较紧，制造业投资仍然面临外贸不确定性、成本上升的冲击。1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0%。即使剔除春节因素，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在持平的背景下也略有下降。此外，房地产市场的限购和管制措施正陷入两难境地，松紧取向各有其难处。基建投资在2019年虽将有所回暖，但难以回到像2017年近20%的增速。

　　二、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是对短期内公平竞争机制缺位的一种补偿

　　2019年外需下滑、内需不振，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保持必要经济增速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不充分的情况下，经济下行会通过逆向淘汰机制，恶化资源配置。因此，保持必要增速，是对市场竞争机制不完善的一种补偿。反过来，在保持必要增速所争取到的时间内，必须通过改革，尽快建立起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如果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充分的发挥作用，那么，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市场将对资源重新配置，资源从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转移。如此，经济将再次找到新一轮的增长动力。但是，目前政企关系、国有企业、社会安全网的改革都亟待进一步推进，如果经济增长失速，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冲击的很可能不是僵尸企业，也不是一般的大型企业、国有企业，而将是广大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事实上，在2018年经济下行过程当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经营状况已经出现了这种分化现象[１]。

　　经济下行周期要发挥其新陈代谢、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必要条件。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

　　在建立起充分、有效的公平竞争环境之前，有必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否则，逆向淘汰机制可能进一步恶化资源配置，使潜在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并陷入恶性循环。例如，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救援机制陷入了一种逆向淘汰机制。最具活力的中小企业都被淘汰了，而在政府和各大财团的保护下，一些僵而不死的大企业都还健在[２]。当然，这也意味着在保持必要经济增速的同时，要双管齐下，同时着力推进建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三、稳增长，不是要改变市场均衡水平，而是要恢复供求的均衡水平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存在一种误区，就是将其与适度扩大内需对立起来，将保持政策定力与适度扩大内需对立起来。事实上，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也是为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提供宝贵的改革时间。在此意义上，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两者是完全一致的。

　　从政策框架的分工、定位来看，扩内需、稳增长着重服务于稳定短期经济波动，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主要服务于改善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其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政府和市场的效率，改变长期的供求均衡水平，使其有实质性的提升，从而改善长期的增长潜力。

　　而扩内需、稳增长所要解决的，也是效率问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企业家投资冲动的起伏、金融投资者的情绪变化、消费者的信心改变，会使固定资产投资、金融资产价格、产能利用率、就业等指标出现过度调整，使市场供求偏离均衡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低于应有的潜在趋势。虽然这种失衡可能是暂时的，但是也会带来产能的闲置、效率的损失，甚至造成就业岗位的过度流失和社会的不稳定。

　　如此，短期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并不是改变市场的均衡水平，而是要重新使市场供求尽量恢复到应有的均衡状态，避免因市场未达到均衡水平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在这个框架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升长期均衡产出为目标，而扩大内需、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则是为了解决短期经济波动中的供求不平衡而采取的措施。即使是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在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形势下，也同样需要适度扩大内需，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

　　四、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不仅仅是稳定就业、稳定实体经济的需要，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要求

　　目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就在于避免金融危机[３]。而如果经济增长失速，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将会面临困难，经济改革、产业升级，甚至社会稳定也将无从谈起。一方面，经济增长失速，将会直接对金融市场的资产价格产生影响，对金融市场造成冲击。另一方面，经济增速过低，也会通过收入机制，影响到劳动者的工资、企业的利润、政府的税收，从而使得债务违约率上升。从宏观的债务负担率来看，即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看，如果作为分母的GDP增速下降过快，会导致宏观杠杆率的进一步上升，反而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

　　2019年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而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周期性下行压力有所加大，我们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在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速的过程中，我们要区分短期的经济周期问题和长期的趋势问题，针对短期的经济下行压力，要用足政策、用好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１]徐奇渊，《去杠杆背景下工业企业的结构分化》，《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2期。

　　[２]徐奇渊，《艰难的选择：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预演》，《金融市场研究》，2017年第1期。

　　[３]姚枝仲，《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6期。

　　（本文发表于《人民论坛》，2019年3月。）

陈功:对当前形势的九大判断

   对中国来说，2018年算的上是“多事之年”，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经济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全年增速统计为6.6%。安邦咨询认为，中国在2018年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经济困境之中。在复杂的内外环境因素之下，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2019中国经济将面临“保6”问题，到了必须放弃一切犹豫，采取行动的时候。

　　放弃对“保6”的犹豫

　　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10年内首次跌破6.5%。经济学家和新闻界可能更关注这个“第一次”，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观察重点应该从2013年往后看，自2013年以后，2014年、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个很大的拐点，这个拐点呈现跳空下滑的态势。跳空的缺口接近于1/3，经济增速就像站在悬崖边上，没有止住脚步，一下子跳了下去，拉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隙。

　　怎么去看呢？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都是双位数，甚至一度高达13%，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就更高了。一下子回到8%以下，中间拉开的空档是非常大的。因为经济增速的萎缩和变小跟总量是有关系的，总量越大，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背后的产值越大，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都有巨大的经济损耗。

　　2019年真的是“保6”的问题，无论是统计的中期数据，还是最终结果，如果拿到的数据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经济增速低于6%的时候，基本一切都晚了。所以，现在的判断就非常重要。

　　现在必须放弃两个非常糟糕的犹豫：

　　一是，是不是真的到了“保6”的时候？保7%不可能吗？保6.5%不行吗？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速的变量非常多，这些因素都会改变，当然不可能只说“保6”。去年年末，中美贸易纠纷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的加速剂，没有中美纠纷，企业还不会玩命搞生产、抢出口。但这是对未来经济增速的一个不利因素。内外环境，所有的压力都指向6%的经济增长率。

　　二是，“保6”有那么严重吗？实际上，“保6”的情况对中国来讲真的很严重。首先是增长的缺口太大，对比以往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完全拦腰一刀，这么大的缺口不好补，一定会有各种麻烦和问题暴露出来。

　　所以，2019年在“保6”问题上不能犹豫，不能再讲究辞令，云山雾罩了。

　　怎么才能够遏制住这种下滑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相信改革的力量。因为要想遏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必须提供有潜力的市场空间，让大家有生意可做。如果没有新市场空间，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就都是纸上谈兵，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现在看来，改革的状态并不完全跟企业界、商界所预期的那样一致，就会出现等待和观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和市场空间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为什么欧美国家2%很幸福

　　中国6%仍很痛苦？

　　放眼世界范围，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速往往在2%—3%之间，他们觉得经济活力非常大。为什么中国降到7%的时候，大家就受不了了呢？

　　美国是个发达国家，我们一般说发达国家就是指的OECD（世界经合组织）里面的那些国家，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转型，从生产型社会转化到了消费型社会。

　　OECD国家的GDP总量里，消费占了非常高的比例，消费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消费的话，大家今年日子过得跟去年一样，就挺满意，如果说今年的日子过得比去年还要更好2%-3%，甚至是4%，那绝对更好、更兴旺，就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生产型社会就不一样了，中国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是属于生产型社会，他们都是从过去的短缺经济里面走出来的国家和市场。这种生产型社会的特点，大家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看，就会感觉非常深、非常清醒。

　　我们对利润的追求会仅仅满足于1%、2%吗？不会，越高越好。企业、产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就会出现对增长率的高追求。

　　问题和麻烦在哪里呢？生产型社会的高追求会结构化，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已经适应了这种生产的方式。企业家坐在那里筹划，今年准备利润要增长多少，要卖多少产品，每年都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也会鼓励企业，说你们今年的利润能增长多少、能缴多少税，关心的也都是这些问题，而且是越高越好。

　　国家层面也是这样，你看发改委每年做的这些事情：铁路要建几千公里，公路要建多少公里，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很大幅度的增长率。这种高幅度增长率又跟人们的收入、政府的税收、政府的政策取向紧密挂钩，所以就成为一个结构化的状态。

　　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这种方式，就像一个人每天适应了吃三碗饭，这个时候给他说每天只能吃一碗，他就会觉得饥饿难耐，觉得跟平常不一样了，自己还没吃饱。跟现在的经济，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种结构化的现象说明了中国适应了高增长的体制，一下子转化成消费型社会，是很难适应的，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转型期和过渡期，才能稳健地实现转型。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强调的就是市场，供应端就是面向消费和市场的。所以，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方向就是转向市场和消费。这种想法跟社会转型有紧密的关系，“十八大”“十九大”之后一直呼吁不要搞GDP主义，甚至统计局已经揽下了GDP统计，要求各地方就不要自己统计了。

　　挤掉水分，降低对GDP增长的关注，实际上这些政策取向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能够顺利的转型。但是现在来看，转型期的时间太短了，可能有点儿过于急于求成，整个经济体、企业、产业都还没有时间和充分的资源去适应这种转型，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构成了挑战和压力。

　　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

　　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问题，中央可以考虑以大力度财政发债的方式，系统性缓解债务问题及多种发展约束。我们大致估计，如果要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未来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这就是大规模“放水”，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通过发债“放水”的方式，不同于金融领域的信贷扩张。金融领域的扩张政策，要么来自货币政策太宽松，要么来自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二者都容易导致金融风险。而中央通过发行国债来“放水”，则依托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信用。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家经济的信用扩张，还有不少空间。具体做法上，发行长期国债可以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大，“放水”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就越高。

　　提出“大放水”政策，绝不是为了解决金融紧缩，而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内部市场，也是为了扩大中国的消费。同时也为深化改革，或者扶贫等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工作，创造更多的空间，提供更多资源。

　　在面临外部贸易摩擦压力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扩张国内市场空间，才是正道。是否“大水漫灌”不是政策重点，重要的是扩大国内市场。

　　中美贸易战，将会长期存在

　　坦率地说，中美贸易战大致还要纠缠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中国国情没有改变的话。

　　现在的中国犹如过去的日本，美国经济社会内部进程改变的非常缓慢，所以它就把劲儿往外使，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靶子，日本则还未能从“失去的10年”中真正挣脱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还会继续下去，在特朗普总统之后，也会进行下去。

　　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解决方案，比的就是耐心、资源和彼此消长的态势。对中国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改革，过去说改革开放，很明显，改革是向外的，外商满意就好；今后的改革，应该是内向的，要改一些真正的领域，使之更加高效，老百姓满意才好。

　　比如随便一个一线城市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开发口子，每年得到资金有数百亿甚至更高，养老和保障每年仅能得到10个亿，差了10倍，这就是短板。要改就应该改这些，这是内向的改革。

　　至于中美贸易对抗，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要看五个关键点：

　　一是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

　　二是技术进步有没有突破？

　　三是世界货币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

　　四是意识形态与公民意识，也就是时代思潮，有没有转换和改变？

　　五是气候、环境与资源有没有改变。

　　如果五个关键点没有转折性的改变，那么贸易战就还会长期打下去，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是否还会再长呢？我们认为也不太可能，因为通常一个历史周期没那么长，再长就会超过两、三代人了，世界各国都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

　　如果在上述多个关键点上出现重大的转折，将有可能迎来新的时代；如果没有变化，当前的贸易冲突时代将会长期化。

　　基建拉动经济的压力，要释放出去

　　自2008年4万亿投资开始，政府对基建拉动经济的热情十分高涨。高速铁路就是那个时期建起来的，一方面，我们享受了非常现代化的生活，同时钢铁、水泥、能源、煤炭等产业，又都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一个繁荣期。

　　这两年基建热情依然不减，但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不可能整天建铁路，总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钢铁、水泥等都需要矿石，对自然环境是一种侵入式介入，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最主要的是，长期的基建确实带动了就业，但是经济主导权跑到了国家手里，基建项目一旦停下来，对市场经济的打击会更大，会陷入恶性循环。

　　从产业的角度看，无论公路还是铁路，基建项目都是一种物质化的债务，没有一条铁路或者高速公路可以在短时期之内收回成本，差不多都要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债期。通过借款方式从事基建，只不过把账面上的债务，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形式。

　　这种形态的建设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会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在历史上，这样做的国家有很多例子，都是作为经济增长危机关头的紧急刺激措施，而并非是常态下的做法。

　　就像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为走出困境，解决社会的动荡，也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一度达到了0失业率。位于美国加州的雄伟的胡佛水坝，也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很大的新城市建设，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当时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建完之后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搞赌博了，就有了今天的赌城之称。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都有非常强的后遗症，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大量的资本释放。其实各种各样的危机本身就是和资本有关系，都是资本推动和造成的，但是为了解决资本造成的问题，就释放了更大量的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和持久的。

　　一些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始终主张释放更多的货币，拼命往下砸，甚至有人说开直升飞机从天上往下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好经济学家并不过多地直接参与政策决定，更多地是做事后评论，否则一些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对政府、企业界而言，更关注的就是提前知道趋势，知道产业、政策、经济环境的未来走向，才能够规避风险。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依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在上个世纪中叶出现的这些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战争，通过战争摧毁了大量的资本，然后重新投放资本，再去做，因为战争的耗费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21世纪资本论》里面提出来的方法是——全球税，无非就是钱多，大家把钱拿出来，由发达国家去支援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我的想法跟这个差不多，但不是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制度和组织的改进，通过政府手段，来分配过剩资本和财富。

　　总之，你得想个比战争这种可怕的办法更和平、更温和的手段，来把过剩的资本消耗掉。就是把钱花掉，钱多也不是好事，没钱的时候希望有钱，钱多的花不掉的时候，也是苦恼万分地。

　　比减税更重要的，是市场空间

　　社会关注的降成本和减税问题，如果能做，当然可以，但从当前经济和财政情况看，空间可能不大。而且，普遍减税也没有意义。

　　最开始时候，在特朗普推动下，美国减税，一些西方国家减税。中国很多经济学者都毕业于西方，一看到自己学有所成的地方都开始减税了，就想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减税？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这些建议和想法与国内民粹的思潮结合在一起，对政府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推动了政策走向了减税。

　　互联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鱼龙混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利益的相关方、利益的客观立场等都非常复杂，所以过于看重互联网的影响力，可能是一个问题。

　　减税的问题也是这样，这个事情的背景没那么简单，很多在西方国家有效的做法落地到中国来未必有效，而且中国社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需要政府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对财政有依赖性。

　　减税，政府就一定要过紧日子，一旦过紧日子之后，就要考虑三个稳定的问题：1、政治稳定；2、社会稳定；3、干部稳定。

　　这三个稳定关系到的层面和群体是中国社会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这三个点出问题了，那么中国社会很可能出现根基上的动摇，这是一个大事。

　　所以，过紧日子绝对不仅仅是号召那么简单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如果说真的过紧日子，财政有的地方已经提出了削减40%，有的削减30%，削减量都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紧日子究竟能过多长时间呢？我觉得这是大成问题的。

　　除了税费，最重要的是减社会总成本，包括房地产、体制障碍、政府行政等多个方面。只有这方面稳了，才能稳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也能与消费提速的政策相统一。

　　政府不能跟着舆论走，“舆论制胜论”是要不得的，政府部门一定要冷静，还要有自己的定力和主张。减税就是这样，舆论很热闹，但恐怕除了金融以及少数行业之外，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政府部门要真下力气，把现实经济环境中的重点成本组成摸清楚才好。

　　安邦和我这几年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像每个善于过日子的家庭主妇都会告诉你同样的道理，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节流就是减税，节流压力大，那开源有没有办法呢？我们认为是有办法的。就是要扩大中国的市场空间，要意识到市场的空间对中国未来发展发挥着绝对性的作用。

　　市场空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它是跟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相关联的，在中国熟悉、懂的人非常少。懂地缘的人，一般往国际关系方向靠，什么大国关系之类的，流于评论了，很多都是靠瞎猜。懂经济的又不懂地缘，对历史文明的进步，地缘空间等了解的非常少，举出一些经典学说，动不动就是亚当斯密、凯恩斯这些基本的东西。这样就很难跳出一种范式和固定的框架，在更大的范畴里面，在系统框架里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今后“不得不谋发展”

　　以缓解债务问题

　　地方债现在正在成为命门，招致清理整顿的极大火力，不但中央政府，就是金融机构也是紧盯着这一部分，众说纷纭之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地方债的实际内情？或是在数字之外，了解中国地方债的形成机制？

　　这些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涉及到远期与近期的矛盾，涉及到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分税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是分灶吃饭的，中央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处理转移支付之外，实际都可算是举国之力的大事。

　　如果这些“举国之力的大事”越来越多，财权无法下移，资源无法下移，那坦率地说，基层地方政府将会愈发困难，而且地方债的状况很难改变，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说过去“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地方政府今后是“不得不谋发展”，因为发展还有一线生机，债务还有可能缓解；不发展，债务就成了死结，只会愈发严重，这些机制造成的矛盾和问题都不是金融清理整顿所能解决的。

　　至于解决办法，其实还是我们那句讲了 10 年的老话，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做什么都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在矛盾突出的时候，更是要稳健，时间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

　　中国的产业，可以瞄准这些地方

　　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安邦做了很多研究。上一个世纪30年代，德国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们把它看做一个历史模型，而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当年为什么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对德国的封锁？我们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中国正做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希望与美国取得一定的谅解，能够让中美贸易战停歇下来，这对企业家、中国商界有巨大的好处。中国商界没有任何道理不支持这些方面的努力，因为一旦努力失败，结果就相当不容乐观了。

　　市场空间究竟该在什么方向上拓展呢？这个争议非常大。从中国产能释放、资本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就是应该瞄准贫困地方和国家，那些年收入只有300美金的地区，比如说阿富汗、印度的贫困地区、孟加拉等，才需要一些消费级的产品。

　　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级产品生产国，现在的企业家，做生意最困难的是什么样的？还不是那种水泥、钢铁企业，他们主要是面临去产能的问题。更揭不开锅的是生产锅碗瓢盆这些消费品的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利润空间非常狭窄，甚至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就说明产能过剩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产业，放在急需的贫困国家去，一定会大受欢迎。这样的话，民营企业和过量的资本才能得到释放，相对来说能够熨平资本高峰，回避资本过于浮烂所造成的各种风险。

　　另外一条思路是瞄准有钱的方向。认为到了那些地方有钱赚，这样就盯住了海洋贸易这条线，因为海洋贸易周边自然都是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年开辟大洋航线目的就是这个。但因为涉及到一些竞争因素，一些有钱国家、发达国家针借此大规模反击中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个问题涉及很深，先不谈了。

　　未来世界竞争，是市场空间的争夺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焦点，渐渐集中于世界市场空间的争夺，这是定位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和重点。市场是空间，空间就会影响地缘关系。未来“市场之战”一旦发生，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各国政策将会出现何种变化？可预测的情景如下：

　　一是世界市场因为“市场之战”的压力，逆全球化的盛行，而会出现破碎化。世界性的大型市场空间，整体的市场空间，可能碎裂成为区域的或是相对独立的市场空间。这也就是说，既然全球化无法继续，那么全球化沿着碎裂的方向逆行，渐渐可能为区域化所代替。如英国的脱欧，即为一显例。

　　二是小国全面依附于大空间市场。小国唯有抱团取暖，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小国失去话语权是必然的。在世界大多数有些经济基础的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少数政治极端稳定、倔强，而且不怕穷的国家之外，如朝鲜。所以，TPP 这样的区域组织依然会有存在的价值，它作为替代性生存空间的价值将会被发现，这将会吸引若干小国以及察觉到危险的大国加入。

　　三是市场空间的参与者让渡部分国家利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欧盟和拉美，欧盟因为欧元的存在，实际参与国家已经让渡了货币主权，而拉美国家，因为地区市场的原因，也必须紧紧依靠美国市场，为此他们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愿意付出一定的国家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利益而曾经反对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国家，却可能因此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四是世界“市场之战”的压力，以及逆全球化的背道而驰，快马加鞭，造成全球市场空间的瓦解，新的经济空间聚合只能是小型的、不稳定的。而划分这种小型的、区域的市场空间手段非常多元，包括意识形态、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商品壁垒、军事威慑和政治联盟等等。世界各国被迫在压力面前纷纷选择性站队，以策自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困难的是原有在全球化方面比较激进的国家，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排斥在外，会有四面楚歌之感。

　　五是均衡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实现。破碎的市场空间，切割了全球原有的产业关系、资本关系和资源关系，迫使更多的国家走向“自力更生”，以消耗国内资源为主，这将使得均衡更加难以实现，经济危机必然时隐时现，四处发生。

沈建光:2019年中国经济的转机与挑战

   2019年的两大积极现象

　　从目前来看，市场对于明年经济形势还是整体偏悲观的，但笔者关注到，其实在表现不佳的经济数据背后，其实也有一些乐观的理由。

　　一是海外方面，中美贸易谈判重启，贸易战升温的风险或有所缓释。2018年11月底，中美双方领导人在G20峰会上进行了“友好会晤”：美国将避免在2019年1月1日将2000亿商品关税从10%上升至25%，中国承诺加大自美国进口农业、能源、工业品等更多产品。两国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安全、服务业和农业等方面结构性改革展开谈判。两国领导人同意暂时休战，推动贸易谈判，十分不易，避免了两国直接对抗升级。从目前中美双方表态来看，利用90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大，2019年贸易纷争有可能会比2018年有所缓释。

　　二是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加大，有助于稳定信心。2018年12月2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与去年稳健中性的表态相比，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取消了“中性”的表述，结合当前TMLF定向降息，此前央行降准、支持小微企业与民营企业融资等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宽松的态势是十分明显的，预期未来降准、降息仍在2019年政策工具箱当中。此外，会议强调大规模减税和降费，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在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背景下，财政政策提到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

　　201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

　　当然政策的效果尚有滞后性，考虑到当前经济整体下行态势，预计明年下半年中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压力。同时，政策底出现后，中国经济能否切实取得“六稳”的效果？在笔者看来，美国经济回调与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内部中国房地产政策与市场演变以及中国如何避免流动性陷阱几个因素如何演化，也将成为决定2019年中国经济的关键。

　　警惕美国经济减速的负面冲击

　　得益于特朗普大力度的减税政策，美国经济2018年增长超预期。然而，展望2019年，伴随着美国税改红利的消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美国政治方面的风险不减，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触顶回落的态势，而这将对美国乃至全球市场产生影响。

　　具体来看，一是税改红利消退对明年美国经济增长或将造成负面拖累。2018年美国经济增速超出预期，二季度4.2%，三季度3.5%，但主要与税改红利带来的企业盈利改善，低失业率和居民薪酬上涨拉动消费支出增加密切相关。11月美国失业率创50年来新低，达到3.7%。同时，带动零售超预期上涨，PMI指数创14年新高。然而，随着明年税改利好基数效应消失，贸易战负面影响显现，美国财政政策空间已越来越小，美国经济或将承压。

　　二是危机十年，美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未明显改观，货币依赖与税改政策刺激下的美国经济反弹内生动力不足。一直以来，美国劳动力参与率偏低、基础设施较差制约了企业投资，虽然前期美国个人消费强势带动经济增长，但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却持续下滑。美联储12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下调了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预计2019年美国GDP预期为2.3%，比9月回调了0.2个百分点。

　　三是美国两党政治分裂空前加大，对美国经济复苏形成掣肘。因两党就边境修墙计划的拨款问题未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于12月22日正式部分关门。联邦政府关门显示了美国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不断加大。2018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拿下众议院，预计今后特朗普政策推行将遇到更大的阻碍。明年两党博弈加剧，将导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特朗普基建政策推行也将遭到更大的阻力和掣肘。

　　美国经济如果由强劲复苏转为放缓，将从多个层面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例如，在美联储加息路径方面，预计会更加温和，目前市场大部分预期2019年美联储加息1-2次，这可能使得美元走势也发生扭转，预计2019年美元有很大可能将会走弱，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许是个利好，人民币贬值压力也将得到缓释，甚至是升值。

　　美国金融市场是否会加速回调仍然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当前美股股指较高，已经显示出较强的失衡特征。由于基本面转差与加息推进，10月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明显下探。美国金融市场巨幅波动，凸显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而这种恐慌情绪是否会外溢也是值得警惕的。

　　此外，正如上文所言，美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让特朗普更加注重内部风险，也恰是出于这种考虑，其短期内亦有与中国促成贸易战休战的需求，中国当下也表现积极，如开启进口美国大豆和石油，表态进一步开放市场，强调竞争中性原则等都为2019年贸易战缓释奠定基础。从长期来看，不得不警惕的是，中美博弈的升级已从贸易战延伸至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贸易战由于中美之间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可以避免，但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等多方面的分歧，都使得两国博弈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

　　房地产政策仍存在不确定性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中国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每轮“稳增长”政策也离不开房地产政策的放松。然而，展望2019，房地产政策是否会服务与“稳增长”再度有所松动？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2019年房地产政策仍沿用了“房住不炒”、“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表述，意味着当前决策层不会启动全面放松房地产以达到“稳增长”目标。但即便如此，在防风险与“稳增长”平衡之下，考虑到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过紧，避免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拖累，通过政策微调，进而改变前期过紧的房地产政策，将房地产政策回归中性，起到经济托底的效果，也是很大可能会发生的。

　　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房地产的表述亦提到“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强调“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结合近期部分城市出现的房地产调控调整动作，如菏泽取消限售、广州深圳下调房贷利率、珠海放松限购等，笔者认为，这种边际调整已然发生。

　　除此以外，前期房地产调控为抑制房地产泡沫踩下了急刹车，但由于政策严厉，刚需购房需求也受到抑制。未来围绕支持刚需首套房的界定可能更为清晰，以支持刚需购房；同时，限购、限售等行政手段也有悖于市场化的操作原则，在投机需求抑制、预期稳定的背景下，未来部分城市也很可能会在此方面出现改变。另外，配合货币政策环境的整体宽松，房贷利率也会相应出现一定回落。

　　因此，笔者预期，明年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仍将因城施策，以微调为主，考虑到房地产泡沫对经济的诸多风险，预计全国范围内不会迎来大规模放松的政策调整。当然，与以往“稳增长”的动力源不同，一旦缺少了房地产全面宽松政策的支持，本轮政策发力能否达到防范短期经济下滑的效果尚待考验。

　　中国能否避免“流动性陷阱”？

　　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式“流动性陷阱”的讨论此起彼伏。普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流动性陷阱，但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降低，其实中国经济已经一定程度呈现出了“流动性陷阱”的特征。突出体现在：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下滑与投资不足，货币政策近来已明显转为宽松，但却未能带动宽信用的出现。虽然资金利率下行，市场流动性得到缓解，但贷款需求仍然不足，信贷数据疲软，资金在银行间淤积，未能流向实体经济。

　　在笔者看来，伴随着中国去杠杆的推进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货币乘数也会在未来呈现下降趋势。原因在于：一方面，从需求角度来看，当前诸多企业债务负担较重，利息成本增加，盈利能力下降，利润率降低，实体经济贷款需求疲软；另一方面，从供给层面，以往银行更加青睐于将信贷资源配置在房地产与融资平台，但当下房地产调控抑制房地产项目信贷受限，基建投资受制于地方债务负担加重、基建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率低等原因，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然较低。因此，2019年如何避免中国陷入“流动性陷阱”同样是关键。

　　综上，展望2019，尽管海外贸易风险有所缓释，政策层面已经释放出积极信号。但若想达到“六稳”目标，除了宏观政策调整以外，在美国经济下滑，房地产缺席政策放松，以及中国流动性陷阱担忧的背景下，此次稳增长周期，需要出台比以往更多的实质性的改革政策，且加速落地步伐，才能够通过释放制度红利的途径，防范经济失速。笔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加速开放等就恰好是改革开放的重点，若能大刀阔斧的推进，有助于扭转短期政策困境，从长期制度上做出更多探索，扭转预期，稳定经济。

　　值得欣慰的是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态积极，已经传递出上述信号。例如，会议直面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对待中美贸易风险也没有避而不谈，而是以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更大规模的减税作为回应，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在笔者看来，2019年，即建国70周年，面对内外部经济运行压力与深刻变化，如果对内能够将上述改革切实做到“走深走实”，做到竞争中性，向制度改革要红利，对外可以积极争取中美贸易纷争的缓释，守住中美经贸压舱石，则有助于应对内忧外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