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更好发挥财政金融政策作用，支持扩内需调结构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会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快今年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在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上早见成效”、“督促地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加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出资到位，努力实现新增15万家小微企业和1400亿元贷款目标。会议明确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对必要的在建项目要避免资金断供和工程烂尾，以免造成新的浪费。应该说，这是继月初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年中时分，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为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全面部署反危机措施的一次重大行动，体现着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坚决的国家行动。

　　围绕“三大攻坚战”，特别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过去两个月间，从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郭树清和易纲的讲话到外汇部门的表态，特别是央行行长对股市波动发表谈话史所罕见。随后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了推进金融改革开放、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把握好监管工作节奏和力度、发挥好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重点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工作”。这些重要的会议和重量级财经官员的表态，一个重要背景是基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和国内金融市场近来 “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股市债市汇市的持续低迷，P2P连环爆破，万亿财富蒸发，债券市场流动性粘滞，一些违约事件加剧新债发行难，市场信用和信心有停摆的风险。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笼后，央行果断通过窗口指导提供额外中期借贷便利激活近乎停摆的信用债市场，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的协同作战，一整套连环组合拳闪电出手，表明“将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的所谓“储备政策”，已进入到“攻防”实施阶段，是该祭出“火箭筒”，体现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坚决的国家行动的时候了。

　　历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警示我们，每一次危机都是信用和信心的危机。信用和信心是金融体系的根基，信用是金，信心也是金。格林斯潘说过，“当金融体系的活力之源突然面临流动性黑洞时，美联储必须慷慨地采取行动，承担起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把一个‘紧急安全阀’装入美国的金融体系。”任何一个国家，金融和房地产这样的复杂系统一旦出问题，其严重性不是用程度来衡量，而是用级别来衡量的。所以，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在经济处于“俯冲式”的风险状态时，要迅速对事态可能的发展方向有清醒预判，要防患于未然，及时果断地对政策作出矫正。一架巨型飞机如果任其“俯冲式”失速下坠，后果难以想象。因此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努力把这架大飞机拉起来，让其进入平稳飞行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是政治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核。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异常复杂。必须承认当下经济金融体系险相环生，一些领域如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已成为黑天鹅成群的天鹅湖，而灰犀牛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都结队而来。决策者应该比传说中的灰犀牛更聪明，要能及时对危险信号作出正反馈，注意到警报已经响起，及时采取措施保证整个系统安全地避开灰犀牛的攻击路线，或者降低灰犀牛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以保证系统性安全。

　　超级繁荣往往酝酿着麻木迟钝和灾难，因为错误与繁荣相伴相随。山高谷深，人性的贪婪、自利情结主导的群体性思维和动物精神使得理性的声音成为空谷足音。智者都明白：险情越早发现越好，越早处理潜在的威胁越好。未雨绸缪总是好过亡羊补牢。但是，险相环生时，人们往往不愿面对危机的警讯，因而，许多灾难得以最终爆发，束手无策做待烤的火鸡是一种普遍现象。行为经济学的群体性共识和羊群效应使得人们宁愿和大家一起犯错，也不愿成为唯一正确的那个人。这是东亚文化使然。当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决策当局在泡沫失控阶段的无所作为，投鼠忌器、首鼠两端。中国是个巨型经济体，在经济金融进入颠簸的高风险区间时，要“前瞻性地做好相关政策储备”，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有周密的风险应对预案，及早筹划，未雨绸缪，不能寄希望于 “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看看再说”，“出了问题再说” 的侥幸，现代金融战不是传统兵法中的“兵来将当，水来土淹”，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让你根本来不及反应。一个大型经济体，如果监管当局不能及早介入预判评估风险，金融体系又不具有韧性，不能吸收外部冲击的话，损失可能是灾难性的。要防止一间面包房失火烧掉一座罗马城，一座教堂失火让伦敦城陷入一片火海的灾难性事件的发生。2015年7月，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为防止几万亿的场外配资风险，付出了几十万亿的代价，差点酿成重大的系统性风险。这方面的教训弥足珍贵，值得铭记。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回望那些资产泡沫破灭时巨石陨落、山崩地裂、山呼海啸的壮烈往事，对于我们建立宏观审慎的决策体系、稳健推进金融业的开放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镜鉴。金融安全和控制权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核，要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来审视现代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面对可能出现的失速性风险，要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和“压倒性原则“指导下的国家行动，以避免以一次性硬着陆的方式来强制调整，它会造成剧烈冲击和难以承受的沉没成本。

　　“上医治未病”，在经济金融体系可能面临重大风险时，要有防患于未然的底线思维，要积极作为加强预期管理。要努力防止在经济较为困难时野蛮粗暴地捅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有复杂而紧密的管道化沟通，它们之间有相互咬合高度融合的紧密齿轮，这种高度的咬合对危机的触发、发展和深化都会起到关键性作用。纵观人类过去一百年间的重大经济金融危机，十次危机九次祸起萧墙——源头都在房地产上。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还是美国的“08式梦魇”的明斯基时刻，都极具镜鉴意义。

　　这两场大危机都最终引发了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和金融构架的全面信任危机，并在全世界持续蔓延。因此，在经济较为困难的时候，与房地产相关重大决策一定要审慎，要理性地遏制泡沫再膨胀，努力实现软着陆，而不能慌不择路、简单粗暴地捅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是电光火石般的，会迅速波及到所有连通的管道，那将是烈焰冲天，那些对抵押贷款有巨大风险敞口并向其大量贷款的金融机构瞬间被大火吞没。大量在最高价时进场的高杠杆者会受到“尾部风险”的重创成为负资产的“溺水者”。这些年，我们在资本市场以及其它重要市场都有过类似的惨痛教训。房地产市场市值以数百亿市计，杠杆率高，关系到千家万户一代人的财富积累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兹事体大，当更加谨慎，小心翼翼才是，以避免“危机之门”轰然打开，造成炉心熔毁般的全局性灾难。

　　就当下而言，还要记取前一阶段政策面过于僵硬，“监管竞赛”层层加码的问题。七手八脚、拳脚相向最终异化为“监管竞次”，造成一地鸡毛。政策要有系统性，要有持续性稳定性并富有弹性，避免一条道走到黑。市场瞬息万变，政策要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系统性协同性就显得十分重要，要加强多部门协同，政策制订者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对话，避免有一出没一出的碎片化政策扰动投资者预期，冲击市场信心。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形势尚未稳定、风险还未缓释的情况下，不能不切实际地刻意推动金融自由化（外资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权问题）和金融创新（比如股指期货的再推出），有些事情形势好、条件具备的时候多做一点、做快一点，条件不具备的时候放慢脚步，一切水到渠成，而不能大跃进，这方面的教训弥足珍贵。囿于市场的不成熟、投资者的不成熟、监管的不成熟，囿于监管水平和能力所限，监管者如果考虑不周，过于自信甚至自负，可能会节外生枝触发新的不可控制风险，造成新的难以收拾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