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几位机械行业的朋友的询问，来自于美国的加征关税措施，将直接影响到自己企业对美国的出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想，这是诸多中国出口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涉及到中国企业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过程中，如何合理运用战略思想和管理方法进行风险对冲，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具体对策，确实是一个好问题，我们今天就来摆一摆龙门阵，试图解解这个危局。

　　对冲策略一：“变形”，从中国制造转向全球制造

　　关税贸易壁垒，具有明确的国别导向，这是此类贸易政策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恰恰是其最大的弱点。为什么呢？因为国际贸易从前比较简单，基本是从一个国家离岸出境，通过海运等形式进入另一个国家申报海关并入境，进口国再根据海关申报资料进行关税计算。不过当今在跨国公司引领全球经济的年代，国际贸易问题已经和国际投资问题紧紧捆绑在一起，进出口的问题已经非常复杂了。首先，跨国企业建立的是一个全球价值链体系，是根据世界资源分布特点、各国的投资和税收政策等差别，让自己从研发、采购、零部件、组装、物流、销售，以至于财务核算等不同的业务系统性的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最终通过全球网络销售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这样的全球价值链，帮助企业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回避税收、接近市场，最终效益最大化。比如，苹果公司将总部机构和研发设立在美国，主要的零部件和组装分布在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最终体现财务盈利和资金汇集的环节在爱尔兰。这样的布局，使得跨国公司完全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范畴，成为一个能够控制多个国家甚至几十个国家的超主权力量。在此情况下，很多国际贸易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发生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转移价格等方法有效管理成本，包括降低一国关税提高对于成本的影响。同时，即使在进口国没有投资的机构，在遭遇关税壁垒时，也能够利用跨国公司在很多备选国家的分支机构，调整自己的供应链，从其他未受制裁的国家开展贸易出口业务。

　　所以，对于一家中国本土公司，可能将受到美国此次关税贸易措施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中国企业可以借助于跨国公司的经营模式，运用多国生产的策略，调整和丰富生产国和出口国，就能够有效的规避来自于美国的关税政策。美国此次公布对来自中国的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对于这些行业的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正是一个推动加速在全球不同区域投资和布局重大推动力。比如，对于目前很多直接出口产品的中国机械行业企业来说，可以考虑的思路是，在东南亚国家、东欧国家等区域建立第二个或多个最终加工或组装的基地和贸易枢纽，从中国制造变成世界制造，一方面对冲了关税的影响，控制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完善的全球产业布局，建设了更高水平的全球产业链。

　　对冲策略二：“迁移”，寻找第二个香港

　　往来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有一个世界级的特有现象，那就是“香港数据”，这也是美国和中国每年统计国际贸易数据时出现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美国统计源自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中国的同口径数据高出约1000亿美元，主要是美国把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数据全部汇总到中国，而中国政府是把对香港的出口单独成一个国家和地区，没有继续计算从香港再转口的最终进口国家。香港是最大的中国转口贸易地，也是中国资本海外投资最大的离岸金融汇集地，大量中国企业出海首先选择香港成立公司，让后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再投资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某种程度上来说，香港现象成为了中国企业和国际对接的突出特点，同时，我们认为这也成为了一种路径依赖，并且成为贸易战中的中国弱点。

　　美国很早就把很多源自香港的贸易和投资视同为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因而征收的进口商品关税自然包括转口于香港的大陆产品。如果想长期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使未来中国企业能够更多的分散离岸业务的地域风险，企业家们需要做一个新的选择，那就是在其他可持续的国家或者地区，寻找到一个类似香港的贸易中转和全球投资的新目的地，让中国商品的贸易流和资本流建立起分散风险的另一支腿。从目前中国国际经济贸易联系和未来发展来看，我们建议有两个地域可以选择，一是向西的欧洲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卢森堡等金融贸易集聚地，二是向东南的太平洋国家，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

　　寻找第二个香港，是为了更加丰富中国商品和资本出境的支点，分散和转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风险，进而不仅可以化解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为中国企业中长期的全球化布局奠定基础。

　　总结一下，不管是“变形”还是“迁移”，都是综合利用投资和贸易的全球化机制，来优化设计中国企业的世界布局。现在已经进入了“地球村”的时代，任何反时代的做法都不可能长久，这个世界已经有足够多的全球市场经济体制来推动跨国公司的成长。中美贸易战，我看实际并不可怕，这也是倒逼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建立全球架构的好时机。也许再过20年我们回头来看，中国企业家们都要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又送来一份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