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崛起，居民收入占比连年下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崛起的成就非常突出。1980年中国GDP相当于全球GDP的4%，2006年已上升到约16%。跟印度相比，1980年时中国人均GDP约是印度的2/3，1990年时，两个国家人均GDP相等，1990年后中国人均GDP开始超过印度，今天中国人均GDP几乎是印度的两倍。

　　但是在这个成就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结构上的问题。

　　先看消费。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大概是GDP的69%，接近今天美国民间消费占美国GDP的71%；到1978年，中国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45%，但到最近，这个比例却下降到36%左右。而相比之下，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计划经济时期的16%左右，已上升到最近的约30%。如果将预算之外的政府税收与开支也算入，会更明显。

　　再看收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讲到，从1993年到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49.49%下降到39.74%，降了差不多10个百分点。《新京报》则做过一个估算，数字更为惊人：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从1983年的峰值56.5%，到2005年下降到最低点36.7%，22年的时间内下降了20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跟我们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是比较一致的，即劳动者收入占总体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曾有两个美国人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制造业、就业和报酬变化情况的论文。他们估算，中国制造业工人一小时的薪酬，大约相当于美国同行业工人一小时薪酬的3%；跟中国最接近的是菲律宾，其制造业工人报酬差不多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6%；墨西哥约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12%。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劳动力数量大。但是到今天，这个优势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维持下去？如果再维持下去，这个优势势必变成中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长久劣势，因为劳动力成本长久低廉的结果会抑制许多其他良性发展，包括格杀技术创新的动力。

　　工资增长落后于GDP增长

　　我们先考察一下职工工资的变化，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第一，1978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不包括各种福利、退休保障、医疗保障等非工资内容）相当于当时GDP的15.5%，但到2008年，这个比值下降到11.2%；第二，1978年所有国营单位工资总额约为当年GDP的13%，现在则下降到6.1%；第三，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工资占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2.5%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这说明乡镇企业在过去10多年里越来越被挤压，乡镇企业的空间越来越小；第四，31年时间内，民营企业的工资收入占比是一直上升的。2008年，非国有、非集体企业的工资总额大约接近GDP的5%，而这在1978年基本上等于零，但是这一增量还是没法改变总体劳动收入占GDP之比越来越低的趋势。

　　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职工平均劳动工资的增速总是比GDP增长速度低。根据我的计算，这段时间内，工资总额每年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平均要慢3.8%。

　　欧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从1996年到2007年，这些国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按每年5.6%的速度在增长，高于GDP的增速。北美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在这段时间内，按照大约3.9%的年均速度上升，比GDP增速要慢大概0.8%，比亚洲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

　　经济自由度偏低，限制居民增收空间

　　为什么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制造业工人工资增速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呢？我们可以从基本经济制度找原因。

　　首先是经济自由度、劳工权益和民权保护度。美国有一家民间机构叫FreedomHouse（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的前身），从1977年开始对各国的政治权利、个人权利、经济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方面打分。1995年时被评为的24个自由社会国家，其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从1996年到2007年，按照年均5.09%的速度在增长，平均比这些国家当年GDP增速高0.31%，另外8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落后2.7%。经济自由度越高，政府对民间权益压抑越低的国家，他们的劳工工资增长速度越能够跟GDP同步，甚至能超过GDP的增速。非自由的国家数据都不公开，所以无法比较。

　　如果以创业自由度将这些国家分类，也会看到创业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其劳动者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对最慢，而创业自由度最高的社会正好相反。

　　1995年时国企职工的人均报酬是人均GDP的1.1倍，但是2002年之后，随着“国进民退”程度上升，国企的收入基本一直在上升，按照人均GDP增速的同样水平在增长。但集体企业、集体单位的人均收入维持在人均GDP的0.8倍。到现在，国企职工在方方面面的收入，差不多是集体企业人均收入的2倍，这个收入差可以看成是国企就业岗位的溢价。

　　由于城镇户口制度、身份的差别，即使所在行业一样，但收入差距仍很大。经济的不自由、迁徙的不自由，所带来的就业、创业空间的区分，使农民工跟富士康等企业谈判、议价时所处的地位非常不一样，让农民工没有其他选择。

　　此外，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的表现，还可从行政管制的角度来理解。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在行政管制方面都有很多歧视性政策，由此带来劳动者选择空间、谈判地位的大差别。尤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对于加强管制，政府运用权力进行扩张比以前的空间大了很多。

　　征税过多既不利民富，也伤害内需

　　劳动收入增长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征税过多。政府所得和开支太多，必然会妨碍劳动收入的增加。

　　根据对三十几个国家政府开支在1995年到2007年的变化做研究，发现政府开支有增长的国家，其工人工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3%，而政府开支减少最多的国家，劳工工资收入增长最多，平均年增长6%，增速要比GDP增速高出0.8%。而政府开支没减少反而增加的国家，它们的工人工资增长速度每年要比GDP的增速慢1.2%左右。

　　中国的情况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2010年前5个月，按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国家财政税收同比增长了30.8%。过去四五年，国家财政税收的增速是GDP增速的2~3倍。GDP是一个大饼，政府这边越多，必然意味着民间得到的那一份越少。从1995年到2007年，如果去掉通货膨胀率，国家财政税收累计增长了6.7倍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1.7倍，而农民才增长了1.2倍。

　　1978年，整个国家的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1995年时下降到最低点，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改革开放的头十几年，确确实实在往小政府方向发展。但是到2009年，我计算了一下，财政税收是3.9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里做的计算只包括预算内的财政收入，还不包括土地销售得到的收入，也不包括那些国企赚到的利润。

　　如果以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2009年财政税收接近6万亿元人民币，等于是13.8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整个中国的农民数量还没有那么多，这本身更说明政府得到的钱是多么得离谱。

　　如果征税权力不受限制的话，最后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只会继续下降，就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国有资产和国企股权使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绝大部分由政府独享，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国有经济体制是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很低的根本原因。

　　而在美国，其民间消费占GDP比在同样的60年内一直是上升，政府开支在下降，和中国正好相反。

　　国有经济比重过高，老百姓分享好处有限

　　国有制经济比重的高与低，对于民间消费、民间收入有多大的影响呢？我将70个国家按照1980年时国有企业占GDP的比重分为五等分组。统计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2003年，国有经济比重最少的这一组国家，也就是私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国家，民间消费对GDP的速度敏感度是0.96，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老百姓的消费会增长0.96%。而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这一组，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是增加0.83%，敏感度要低很多。

　　微观经济学里一个很典型的模型，一个家庭、一个个人，每天可以花的钱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得到，第一个是劳动收入，在方方面面相配的制度安排之下，国有经济比重比较高的社会，劳动收入随着GDP增长而增长的程度被压抑很多。第二个是资产的升值即财富效应，也就是土地随着经济增长而价值上升，企业的产权、股权也会因为GDP的增长而上升。第二个收入渠道就是资产性收入的渠道，但是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国有制为主，第二个渠道是被封起来的，也就是说土地可以增值，企业的产权也可以增值很多，股权也可以升值很多，但是因为这些股权、土地，还有其他资源的产权都是属于国家的，所以这些土地的增值、股权的增值、资产的增值，主要是国家享有，而不会转化为民间资本和收入。

　　国有经济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增值，对于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总体收入增长的贡献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产是国家拥有，而不是民间拥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私有经济比重越高的这些国家，老百姓可以花的钱，实际做出的消费，会对GDP的增长速度会更加敏感，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能力在私有制的安排之下会比国有制安排之下的社会高出很多，老百姓更能够通过私有产权和劳动收入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如果是国有制的安排，大致上就很难会看到这一点。

　　勤劳而不富有的怪圈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使国富民穷的局面会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

　　我们不能为了GDP的增长，为了保持中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低人权的优势，继续限制工人结社的权利，甚至于罢工的权利。结社权利是最核心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之一，这是基本的和根本性的，我们不能够为了保持低劳动力成本而继续去做这种限制。

　　另外，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这么低，在江苏、广东以及其他地方的企业，即使是买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也不太用，以后更加不会买了。因为它们发现，雇用更多工人，可以做跟机器同样的事而且成本更低，还不需要为了买设备做前期资本投入。它们还发现，用人工做时报废的比例要低于机器流水线，于是很多企业宁肯用工人组装而不用机器组装，这实际上是在重复中国过去几百年的经历，那就是很多经济史学者认为的，在中国“康乾盛世”和更早在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勤劳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意思是说，那时期的经济繁荣是靠苦力勤劳干出来的，其前提是人们很能吃苦耐劳，而且也不要求多少收入。

　　但是在西欧，情况则历来相反，因为西欧国家人很少，地相对很多，需要做的工作也很多，所以历来人工贵，就逼着他们进行工业革命，逼着他们更多使用机器，让他们走上技术不断革新的良性循环。相比之下，当在中国以前和今天工人收入被压得很低，同时人人都愿意勤劳卖命的时候，反而没有激励去技术创新，长此以往，让中国无法走出低劳动收入的恶性循环，这是“勤劳革命”的害处所在。

　　如果继续压低劳工权益，对中国的环境破坏也只会更多、更久。很多人都希望中国继续成为世界工厂，让中国的出口总量占全球出口总量继续膨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世界一半，或者一多半的制造业业务工作都是在中国来发生的话，特别是在广东，那必然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污染也在中国发生，资源的消耗也必然是在中国。

　　打破枷锁的改革

　　为了结束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必须从一些根本性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这样不管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收入问题，还是为了解决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都可以带来很多良性的变化。

　　结束城乡户籍制度：大家谈得比较多的，要结束城乡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迁徙权利，不管是在哪里出生，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可以到其他地方去就业和生活，也包括子女的教育。

　　保护创业自由：减少行政管制，放宽市场边界，尤其是对一些垄断行业，必须进行更多放松管制的改革。

　　征税权改革：.. 略

　　各地土地权分给农民：放开农村民间金融，允许土地资本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议价的地位，特别是让他们在本地也能够通过创业自由来改善自己的收入和扩大致富空间。

　　因此，民有化改革对许多方面都会产生正面影响，包括提高一般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劳动收入、就业机会、创业空间、致富空间，等等。民有化改革是改变中国增长方式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