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骚乱
1905年的中国和俄国，从来没有这么相似过，甚至如同孪生兄弟。并且，这种相似将持续近一个世纪。这一年，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精英都相信，他们正在成为最后两只专制恐龙，面对立宪的世界而倍感孤独。因此，他们几乎同时启动了政治改革。
转型是痛苦的，甚至是血腥的。
大清帝国政改所收获的第一个结果，是9月份在北京CBD爆炸的一颗自杀性炸弹，直接造成了二十四人伤亡，北京城内风声鹤唳。刺客是二十七岁的安徽桐城人吴樾，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及其“暗杀团”的成员。这个“暗杀团”中，还有另一位日后更为著名的安徽青年，名叫陈独秀。
袭击案的次日，《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谈话：“这起可怕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开始走向复苏的时刻，十分不幸。毫无疑问，肇事者以及他背后的团伙，应该对此罪行承担完全的责任。在中国有两个党，一个是‘改革党’，它希望从西方文明和模式中汲取借鉴好的东西，为中国政府和人民谋利益；还有一个党，就是你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蔑视一切原则，无论是政府或是别的，嫉妒和仇恨推动着他们每一言行。正如刺杀你们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他们寻求的仅仅是破坏。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学习外国政治模式的举动，深深地激怒了他们。”
《纽约时报》则揣测说：“可能是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北京执行改变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任务，为中国刺客提供了炸弹。确实，炸弹在中国是如此新鲜的事物，足以令人想到幕后是俄国人在训练中国人投掷，其本身就是外国人幕后策划和协助的证据。”
这不是大清国所发生的第一起激进主义者搞的恐怖袭击，但却是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一次，也是西方舆论将其与俄国激进主义联系起来的第一次。
与九个月前圣彼得堡的局面相比，北京的这颗炸弹简直如同爆竹般渺小。1月22日，圣彼得堡二十多万人前往冬宫外广场示威，遭到军警的实弹射击，死伤惨重，史称“流血星期日”。这一事件引燃了整个俄国，各地暴动纷起，民族冲突、阶级冲突纠缠交错。
“流血星期日”之后，远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自由乎？死乎？》，对这一惨剧进行了报道和述评，并感慨道：“改革事业，如转巨石于危坠，非达其最终之目的地不止。”
沙皇当局的反应还是相当及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撤换了内政部长，并组建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流血事件及导致工人大罢工的深层原因。这个调查委员会，破天荒地邀请工人代表参加，但因激进党阻止民众与政府的合作，导致调查委员会无疾而终。
沙皇的政改迅速地展开了。3月，发布了《布雷金诏书》，准许成立咨政团体、包容各种宗教、开放语言自由等；5月，允许召集成立人民代表会议（即“苏维埃”）；8月，批准成立国家杜马（即国会）的成立……最终，在北京的炸弹炸响后的一个月，沙皇发布了“十月宣言”，明确宣布“任何法律未经国家杜马认可不得生效”。
以俄为镜
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如同中国那样，关注着俄国的政治改革。
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就在睁大双眼，寻找适合自身的改革榜样，日本成为效仿的榜样。而日本再度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大清国更是从中看到了制度的力量。朝野上下与俄国一样，都认为日俄两国政治体制的优劣，造成了这场战争的胜负，立宪制度在战场上打败了专制制度。
俄国的政改，迅速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难得的是，体制内也罕见地与体制外一起，将俄国政改作为参照的对象，并最后促使中央下决心政改。
没有足够的史料，能支持美国报刊对中俄两国激进分子之间存在联络的推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官方和精英阶层以俄为镜、呼吁政改的同时，中国的激进分子在诸多方面也的确表现出了与俄国同行们的相同之处。无论他们在彼时是否真有联络，他们在“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可能获得一个新世界” 方面，并无二致——尽管他们对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这个新世界依然出现旧世界的同样问题毫无准备。
俄国激进主义信奉“斧头”原则，将砸烂一切作为武器，高呼“不要调和！”“不要改革！”，“否定就是我的上帝！”（别林斯基），“能打碎的就打碎，经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则是一堆废物，不管怎样要大打一场，这不会有害处，也不可能有害处。”（皮萨列夫）。1900年因刺杀广东巡抚恩寿未遂而被处决的史坚如，也曾说过： “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其罅漏，庸有济乎？ ”
但是，此时无论俄国还是中国，激进主义并没有成为主流的选择，改革仍是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
共识改革
被后世史家有意无意忽略的是，1905年9月的北京自杀式炸弹，吹响的不是暴动的号角，而是体制内外对在稳定基础上推行政改的集结号。
舆论对于暴力阻挠改革基本持否定态度。上海《时报》评论道：“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南方报》呼吁政府不要退缩，考察宪政应该继续进行，不可因此而“寒其改良政治之初心”。天津的《大公报》则旗帜鲜明地表态：“此事实为推动清政府立宪之一大动力……我若畏难而退，彼必趁虚而入……我政府即迎其机而速行改革，以绝彼党之望，宣布立宪，以固其内力……奋勇前进，急行其志，无俟踌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