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中央最后决定，宪政考察团将继续出行，同时欢迎和鼓励民间精英出洋考察政治，这种开放，在政治一贯属于“肉食者”才能“谋之”的中国，具有开天辟地般的意义。同样的，在北京炸弹袭击案一个月后，已经确定了杜马的立法机构定位的俄国，官方的政改姿态，也得到了社会主流的欢迎和支持，全俄各地的大多数动乱因此而迅速消失。

　　不择手段

　　沙皇的“十月宣言”，宣告俄国进入了政改的深水区。即便在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后，这种对改革的探索，也并未因为政权的更替而停止，直到“十月革命”的爆发。

　　同样的，发端于1905年宪政考察的中国政改，即便在经历了辛亥年的狂飙之后，也在新生的民国得到了延续，直至1913年宋教仁的离奇被刺，国民党领袖不顾党内外的强烈反对，而最终选择了以战争方式解决本该在宪政和法律的框架内解决的问题。

　　在这段以改革为主轴的年代，无论在俄国还是中国，激进主义始终只是一小部分不得志也不得势的知识分子的宠物，并且，他们一直试图以此动员更为强大的民粹力量。

　　实施了1905年自杀炸弹袭击、并为此捐躯的吴樾，信奉的就是暗杀救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呼吁“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在这些激进主义者眼中，“建立汉族新国”，比建立宪政、实现富强更为重要。

　　多年后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也说：“如果变革失败，充分说明清政府的欺骗性；如果立宪成功，无非意味着汉人还要继续受到满人的压迫和统治。所以无论立宪成功与否，作为汉人都应该竭力反对。”

　　章太炎则毫不掩饰地希望：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章太炎还说：“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对此，梁启超曾反驳道：“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嘻！此何语耶？夫革之目的，岂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同样，俄国的激进主义也将不择手段当作原则，“搞政治动员的人就像没有偿还能力的负债人，可以轻易许诺，一旦自己的目标达到以后，就亳不顾忌地毁约，谁要是敢再提旧账，就把它从肉体上消灭，反正群氓的利用价值已经发挥完毕。”（《倒转红轮》） “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格奥尔吉耶娃）

　　善良的学者将激进主义者形容为“完美主义者”（《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这实在是过于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因追求完美而导致激进，需要有一个基本假设前提：那就是高举激进大旗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但是，历史却似乎更多地展现了相反的事实，在激进主义的狂飙突进中，有信仰的书生是少数，而搞投机的野心者却是大多数。

　　对于那少部分“完美主义者”来说，他们将那种只能在实验室状态下，甚至只能在理论假设的前提下才存在的虚幻的“完美”，当作不惜亿万人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尝试一把的超级实验。现实中根本难以找出无尘、无菌、无风乃至一切物体都在做直线匀速运动的超级实验室，这样的乌托邦实验注定是灾难。中国与俄国，一百年来已经多次被当作这种超级实验室，而实验的结局无一不是 “人祸”。至于这种实验宣称要解救的民众，则成为小白鼠那样的实验垃圾。

　　激进主义者中的大多数，是怀揣个人野心的投机者。激进主义只是他们的投枪和匕首而已，并非真正的信仰。毕竟，信仰做不得杀人的工具，更不能确保自己能有足够的勇气揩干净身上所沾的“他人的”血迹、掩埋同伴或敌人（也是“他人的”）的尸首，继续前进。

　　激进之药

　　萧功秦对中国的激进主义做出了相当精当的描述，但他对催生激进主义的历史描述未必尽然。他将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为三句话：第一，保守的统治者在危机中才进行迟误的新政改革；第二，一场迟误的改革引起一场不成熟的革命；第三，一场不成熟的革命造成了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大分裂时代的来临。

　　我只认可第三句话，而对前两句话都有不同意见。中国迄今一百五十年的“改革-革命史”，前五十年的晚清改革，并没有如主流解释那般“迟误”，之所以感觉“慢”，不是真慢，而是跟不上人们的期待，尤其是后世的期待。并且，改革的成效不彰，往往是时人的“大跃进”心态造成的。

　　在大跃进心态下，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有着不切实际的一蹴而就的期望，这在政经两个领域都造成了大量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其实，先有问题，再行改革，本是常态。一个机制如果没有问题，有什么必要和动力进行改革呢？期待未雨绸缪、先知般的改革，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无法检验，更因可能给野心者提供机会而十分危险。

　　至于激进的出现，无论从中国还是俄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并非改革迟误的必然产物，而是改革被异化和绑架，以及“有力者”逐鹿的结果。导致激进的真正原因，一是改革在过程中被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和绑架，导致异化，二是饿狼试图驱逐饱狼、“彼可取而代之”的夺权。前者加剧了社会各界的“大跃进心态”，导致改革失控，成为革命的“宿主”；而后者则直接诉诸暴力夺权，最后或许能解决权力归属问题，却难以解决改革本身致力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

　　必须承认，激进主义的泛滥，除了一小群原教旨主义者，和一大群伪装成原教旨主义者的投机分子推波助澜之外，执政者也的确常常火上浇油。如果权力是最好的春药，那么失控的公权力则是刺激激进主义的最好的春药。生产这种春药的是两种人，一部分是贪官污吏及酷吏，他们的传导机制就是传统的官逼-民反；而另一部分却是个人品德或许相对洁净的改革实践者，他们极端不明智地将治国的大多数“技术”问题，予以泛意识形态的浪漫解读，将“技术”改革带来的成就，非要与自己的意识形态挂钩，而导致了在面对更多的难题和问题时，令自己宣扬的意识形态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沉默的大多数

　　“温和、务实、理性，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也是我们经历过激进厄运的中国人，对百年先人、对我们未来子孙的责任所在。”萧功秦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激进主义正因为无所顾忌及不择手段的“激进”，而能大大放大自己的话语权，最后裹挟“温和、务实、理性”的“绝大多数”。激进主义的虚妄，不仅在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更在于其装腔作势——近现代的激进运动，基本都演变成指望着用他人的鲜血去为自己铺路的“博傻”游戏兼“厚黑”游戏。

　　但是，关键在于，“温和、务实、理性”的“绝大多数”也往往是沉默的。他们的温和造就了软弱，务实造就短视，理性造就了随风倒，他们最容易被这群或那群人所“代表”。他们或许是有力量的，最初只是不愿多说，或者不屑多说，而等到他们被裹挟在洪流之中后，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说出来也不被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