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显然想用这两个反面教材讽谏当世。然而，他之所以能写这首诗，不是因为唐朝太差了，而是相当地好。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从谏如流的典范，却不知道以他重视批评的态度，唐朝建立起了当时最成熟和最有效的专业批评制度，即谏议制度。所谓谏议，就是政治批评。唐太宗认为自己闯荡江湖、连年征战，既懂下层民众之疾苦，也知夺取政权之艰辛；但担心生在深宫中、长在妇人滕下的后代不懂。自己尚且要经魏征等人经常批评才能克服偏颇，对于后代就要有一套制度来对抗他们厌恶批评的神经元反应。因而，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年轻文人的最初职业就是批评，即作所谓拾遗、补阙这种低级谏官。白居易身处唐代末期，这套制度虽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他的仕途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以谏议为职。我们知道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却不知他的大量诗词是“风刺”之作。
 
    我们知道“盛唐”有很多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更完备的侦察潜在危险的信息系统，且可以用来克服把自己关进黑暗中的人性弱点。这就是谏议制度。由于盛唐的榜样，谏议制度的光芒照亮了后世；以致宋太祖给子孙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警告说，子孙若有违背此条者，天必伐之。这几乎就是第一原则了。有了这一原则，才能保证正确的信息不因对批评的厌恶而被阻滞。宋朝虽因各种原因有其自己的弱项，也因儒弱最终归于军事失败，但它没有亡在社会的内部崩溃。只因这个第一原则，就使宋与唐比肩。
 
    可是到了明就没有这个第一原则了，结果嘉靖皇帝因“大礼议”之争竟廷仗死了17个谏官。所以在中国历史中，与唐宋相比，明就暗淡多了。但其中也有漂亮人物，如海瑞。就是对那个打死谏官的嘉靖，他买好了棺材，谴散了家人，就上殿去痛责他搞得“家家皆净”。嘉靖竟被他这个气势震住了，把抓他的命令收回。明朝的皇帝中也有明白人，知道海瑞将实情告诉皇帝，实际上救了大明江山。所以后来当海瑞辞世的消息传到万历皇帝那里，他竟辍朝一日，并写祭文。这祭文我们今天在海口的海瑞墓还能看到。在祭文中，万历称赞海瑞“抗言争日月之光”。
 
    海瑞不仅感动了明朝的皇帝，还感动了后代的政治领导人。这就是毛泽东。他看了《明史. 海瑞传》后，就希望有一个当代海瑞，以为他的时代增光。只可惜他只喜欢死海瑞，不喜欢活海瑞。当真的、却打了折扣的海瑞——彭德怀在庐山私下批评了他时，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吴晗遵旨写了《海瑞罢官》，又被敏感地认为是为彭翻案，指使另一个文人“批判”，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系统性地打击批评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受《海瑞罢官》的牵连，海口的海瑞墓被捣毁。一同被捣毁的，是从白居易到海瑞的批评精神。
 
    毛泽东后来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嘉靖也受不了海瑞，但为什么海瑞还能活下来，并受到朝野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不仅有“海瑞精神”，还有支撑这种精神的制度，即谏议制度。海瑞就是这个制度中的正式成员。而毛时代，这个制度已经没有了，彭只是个业余角色，他被打倒了，也没有嘉靖时那种谏官前赴后继的抗争。嘉靖知道，他可以杀掉海瑞，但杀不掉谏议制度，更杀不掉以谏议为政治正确的历史标准。
 
    没有了了解真实信息的系统，毛闭目塞听。1958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饥荒了，而毛在视察徐水县时，干部们在毛眼皮底下造假，竟让毛得出“全国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的结论。在当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如何消化吃不完的粮食”竟成了正式议题。即使到了1960年，全国已经饿死了上千万人，毛仍不知情。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地区的党政组织，那时已经变成了阻止真实信息送达到毛耳边的力量。他们检查从当地邮局寄出的每一封信，把说饥荒实情的信说成是“反动信件”加以扣压甚至追查（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2008，第56~57页，第114页，第225~226页，第228页，……）。少数一些饿死人的信息冲破封锁到了毛的耳边，他也不认为是全局性问题，因为那么多信息都告诉他“形势大好”。直到李先念向毛汇报大饥荒的情况时，毛还说他是“杞国人”。
 
    毛压制批评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使用的方法是说批评的立场或内容是错误的。如他说“海瑞在明朝是左派”，到彭德怀这里就是一个“右派”。在毛的时代，“右派”就等同于“坏蛋”。这就是对批评作为一种原则和制度的根本否定。因为一个批评是否正确如果要由被批评者来评价的话，他可以将他不想接受的批评说成是“坏的”、“错误的”批评。因而，压制“错误的批评”就等于压制所有的批评。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批评者想压制的批评，往往是真正的批评；而被批评者可以表现得“宽容大度”的批评，可能轻描淡写。历史证明，彭德怀的批评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批评。反过来，如果想要真正的批评制度，就要包容所有的批评，包括错误的批评。白居易和海瑞的时代，台谏官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包含了如果失实也不会被追究的权力。
 
    果然，毛的时代，除了一个声音以外，就是鸦雀无声。极少数敢于批评的人，成了“反革命”或“反党分子”。林昭和张志新这两个坚强的女性，只是批评了毛，就遭到了最残酷的对待。更严重的是，当时没有人听到他们。而这个时代，正如古今中外压制批评的后果一样，统治者毁掉了自己的信息系统，依据错误信息作出的错误决定，就将民众和国家带入最悲惨的境地。数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从1949年到1978年，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超过光绪13年（见下图）。当初那个说“吃饭问题最大”、立志救民于水火的青年，由于压制批评，把吃饭问题变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