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保护批评还是压制批评，是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到是否要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凡人由于理性有限及人性弱点，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压制批评是一种绝对错误。它使人们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一错再错。就如不承认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错误导致了大饥荒；不承认大饥荒的错误，就发动了文革一样。别的错误尚可理解，压制批评的错误不可接受。中国自周以来的谏议文化就是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有过必谏”，鼓励“直言极谏”；也要求“从谏如流”，更警告“拒谏者天下必乱”。因而，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在传统中国，当社会把这样一种义务加到士大夫身上后，他们在精神上超越了世俗政权的等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制度要求对最高政治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因而，这种谏议文化与自由表达的原则就是相通的，只是带有中国历史所赋予的特殊色彩。现代中国的创立者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称赞这种谏议监察制度“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之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这种正气，使《五五宪草》中的“人民有言论著及出版自由”条款理所当然，而独立于君权的弹劾权又成为五权之一的监察权的中国资源。而弹劾，无非是把批评变成行动。
反过来，“表达自由”原则所要着力保护的，无需是民众的日常言论，而是表达最容易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部分，即政治批评。在1971年美国政府诉《纽约时报》案中，正是保护表达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致使政府败诉，而使《纽约时报》以披露国防部越战密件的形式对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批评，产生了纠正决策错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保护最严厉的政治批评的权利，所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就自然都得到了保护。如今，我国也有了有关表达自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却因没有了传承了几千年的批评文化，真正该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不能落实，也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不能落实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的谏议文化到现代各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条款，正说明这是从人类几千年成败得失浓缩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的文明金律。它关乎兴亡。一个社会是否有真正的批评，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替代指标；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否不压制批评、进而思考批评，则是该人历史功过的重要砝码。对于任何具体个人，批评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对被批评者有利；而压制批评，不仅损害社会，还会埋葬压制者。
没有了批评精神，一个社会不仅失明失聪，也会精神不振。长期压制批评的结果，会使各级行政官员心理脆弱，没有辩驳能力，容忍批评的阀值过低，稍有批评，不是失态，就是失言。如前几年原湖北省长李鸿忠在记者问了稍微难答一点的问题时，竟把记者的录音笔抢走。党政领导不爱听批评的风格也使整个官员群体变得委琐而不负责任。记得郑也夫曾说过，当他通一位北京市政府前官员请市政府内的中级干部们，向市长转交一封千人签名要求玉渊潭开放野泳的信件时，“找了多个人，居然没有一位愿意送这封信”，“我震惊于市政府的干部连转交一封信都不敢”。由于没有批评文化，“以铜为鉴”，竟不可正衣冠。如常年关注前南京市长季建业的资深媒体人丘宁披露，他发现季的鼻毛较长，就买了一把鼻毛剪给他，过两天他发现季用这把剪刀剪了鼻毛，遂感慨季的下属连这种生活小事也不敢向他提。
没有批评文化，既不正确，也没力量，还不美。在一个自由表达且吸纳正确批评的社会中，共识才能达成，社会成员才能在观念上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压制批评只能获得表面上的平静，而致使“和谐”一词变意。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考虑各方面批评中合理因素的决策，才是有力量的决策，因为它兼顾并平衡了更多人的利益，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实施。
进而，承受批评和承担错误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首要素质，“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最好的解说。坦然面对批评，才真正能反映他的自信，因为他坚信在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正确的意见是有力量的；坚持表达自由的原则，才能反映他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多种不同意见的并存和互动，并不会使一种极端的错误意见占上风；吸纳批评，才反映他的力量，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他自己有多高大，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多雄厚，而是来自于改善公共决策而导致的社会力量的有机整合，以及由于释放了不满而带来的民意支撑；只有在批评的环境下，也才能突显他的成就，因为他知道，没有对手的“胜出”和不经辩论的“正确”不是真正的胜出和正确；不公正规则下的“成功”不足称道。
对批评的态度也涉及到政治审美。世界上没有最美的花，只有万紫千红。我们知道“只要香花、不要毒草”的偏执带来的是百花凋零。表达自由所带来的多种观念、意见、理论和表达形式的并存，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唐宋，那两个我们至今神往的朝代，正是因为有着中国历史上最成熟有效的谏议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激发出的昂扬的批评精神，才出现政治和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图景，而不是“千夫诺诺”的局面。那些我们今天因缺乏批评精神而窄化为“诗人”和“文学家”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就是以政治批评为职业。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社会，可能会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但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文明史的价值。今天的中国，世人已对她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存疑义，人们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她怎样继承已有的文化遗产——批评精神，与表达自由的原则贯通，再次攀登政治与文化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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