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神经元研究的发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反应，不仅凭借理性，也诉诸情绪。所谓情绪，就是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这又是经过数十万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心理定势。一个典型的自动反应，就是在黑暗中感到恐惧。为什么？不是因为黑，而是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周边的情况，不知是否有威胁正在逼近。这在远古狩猎时代，有助于人们提高警惕。
 
    因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不知道周边的真实信息。由于原始时代人群规模很小，社会组织简单，只要有亮光，就能知道周边的情况，所以黑暗就是不知信息的一种替代性的恐惧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复杂，威胁是否逼近或存在，并不是有了亮光就能知晓和掌握。有些危险潜藏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有些危险则根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受。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别人的感官观察和思考来帮助一个人获得这些信息。这些别人，有可能通过提醒来告知有关危险的信息，有可能通过批评来告知。
 
    然而，也有一种对批评的神经元反应。这就是感到不快。具体而言，有可能是羞愧，也有可能是厌恶。前者可能导致对批评的接受，后者会导致对批评的拒绝。在远古时代，这两种反应都有道理。因为当时对信息的接受主要是感官对周边事物的直接观察，如果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很可能与他们的感官能力相关。无论是羞愧导致的接受，还是厌恶导致的拒绝，可能都近似地正确。但是这种演进形成的对批评的自动反应，在规模更大、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就不见得正确了。

    中国自夏以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其疆域大致覆盖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人口至少应有数十万。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即由一个集团提供公共物品。很显然，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仅用人体感官不能通晓如此大规模社会的情况。并且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使得统治集团必须超越经济人的简单趋利避害本能，以及对批评的厌恶本能，才能有超出个人狭小视野和个人立场局限的信息来源。这就需要依赖一个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它包括由多人组成的信息发现、传递与交流功能，也包括克服厌恶批评本能的制度化批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就相当于使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处于相当于狩猎时代的黑暗之中。只是产生对这种信息系统的需求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通过演进形成神经元的自动反应。
 
    所以才会出现，凭着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如在夏朝末期，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大臣关龙逄多次劝谏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将他杀害，结果百姓对桀极度怨恨。商汤伐桀，四方百姓都翘首以盼。夏桀战败被俘，放逐于南巢。后来商纣也是荒淫暴虐，祖尹警告商纣说，“老百姓都盼着殷朝垮台呢”，而商纣却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比干“强谏”纣王，却被他杀害。最后周武王伐纣，商朝士兵倒戈，商纣死于鹿台。这不仅因为对桀纣的威胁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而且更多了一个因果环节，即桀纣的奢糜享乐在当时会带来快乐，但享乐的财富却是盘剥百姓的结果。被侵害的百姓就成为桀纣统治的威胁。桀纣对批评的拒绝，不仅因为本能厌恶批评，而且因为当下好处会掩盖未来的危险。
 
    这个教训为周人所深思。周武王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即要从民众那里获得有关王朝治理是否得当的信息。因而周朝建立了一个弥补个人感官局限和克服个人立场倾向的制度，设立风官。这种官员，或者专职，或者兼职，到乡下民间，要搜集民谣诗歌。这些诗歌里可能会包含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恨，即“风”。正如“毛诗序”中所说，老百姓的“风”就是“下以风刺上”。这样的信息正是朝庭求之不得的，以使他们摆脱“黑暗”，纠正错误，所以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周虽然也灭亡了，但没有亡在如桀纣一样的暴君手里，且在中国历史中寿命最长，长达800多年，大概与这一制度有关吧。
 
    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羡慕这个制度。唐代白居易曾有一首“采诗官”，就在怀念这一制度。诗中说：
 
……

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
 
……

    没了采诗的制度，也就没有了采诗的精神，即主动寻求批评的精神，于是诗词变成谄媚之声。最后他警告说：
 
……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其中所说“厉王”就是周厉王，他是没有继承“风刺”精神的个别例子。他对批评极度反感，竟杀害提出批评的人，对无人敢批评的结果喜形于色。邵公于是对他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句。当然，没有批评的人，提供正确信息的系统就遭到了破坏，周厉王对情势就没有了正确判断。三年后，他被国人驱逐。
 
   “胡亥”即秦二世，也是秦朝的亡国之君。秦之所以亡，贾谊的《过秦论》已经做了精辟总结，就是因为秦帝反感批评，“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秦二世盲人骑瞎马，也没人告诉他危险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