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政治专制”：

    民主，然后才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然后才是民主？

    在经济学里有2个命题，一个认为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它被称之为李光耀命题，而另一个则认为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它被称之为奥尔森命题。而后李普塞特、亨廷顿和巴罗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二者都得不到经验事实和数据的支持。李普塞特基于二战后至50年代中跨国经验的研究得出结论：民主与经济发展情况相连，国家越富，实现民主可能性越大。博伦和杰克曼则基于60年代非洲经济发展与政治关系得出相近观点：经济发展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影响。只不过他二人将经济发展指标从李普塞特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四项简化为GNI这一单一项。亨廷顿显然接受了李普塞特和博伦们的观点，也认为落后国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民主只发生于发达国，那些中高收入国最具向民主过渡的潜质。

    而罗伯特.巴罗则基于138国跨度达30年的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在缺乏经济发展水平支撑下虽凭热情可实现民主但这种民主不具可持续性。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很低的基础上搞民主只会造成混乱，他以南撒哈拉非洲为例，南撒哈拉非洲于独立时期都采用了西方政体——代议制民主，但到70年代几乎无一幸免都回归专制了。亨廷顿也认可这一观点，他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专制的回潮。

    巴罗根据大量实证经验，进一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必要的政治专制加经济自由化组合更有利于民主。持这一观点的不仅只有巴罗，还包括哈耶克。哈耶克就智利的右翼军人皮诺切特的反社会主义政变，就曾指出“事实上，在一般性地考察制度的时候，我是完全反对独裁制度的。但在某个转型时期，它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体制。”确实如此，韩国、台湾、皮诺切特的智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无不如此。

    为此，有人不免要问了，为什么经济发展程度=民主程度，在专制下经济发展了，为什么能够促进（注意：只是促进而已）民主？这里有个被大家忽视的变量需予以补充。经济发展的确与民主无直接关联，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是中产阶级的壮大，而该阶级的观念往往是多元渐进的，这才是民主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个人认为积极地支持和探寻经济增长的要素，以此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进而促进民主的实现，这才是通往未来的正确之路。也就是说，作为后发国家，你必须优先发展经济夯实经济基础提高经济增速努力向发达国趋同，只有这样你于民主程度上才能具备向高民主程度国趋同的可能。世界银行出具的年鉴显示，2010年的中国GNI在世界215国中排120位，这说明截至目前我国还缺乏实现民主的经济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明显快于民主程度也是不争事实，故，个人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实现实质民主的基础，当然却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譬如全面的经济自由化。

    也正是因此，近期人们对中国未来走向表现出悲观，我认为大可不必。原因是，从近期大佬们的喊话行动来看，在政治上确有向左倒退的趋向，但在经改方面却有明显的向右转的迹象。正如前所论，这种“政治更趋专制+经济更趋自由”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增长，无疑又将为实质民主的实现提供基础。

    当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增长所实现的经济发达程度仅仅只是实现实质民主的必要条件，他提供的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一国最后能否实现实质民主，还有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往往来自于国家内部，属于内因范畴。如新加坡于经济上无疑是发达国，但却是低民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