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疾呼中国正临近人口大灾难。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奥莉薇娅 易诺士称，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中国早些时候推出的“单独二孩”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人口有所补充，但效果有限，为了人民的福祉及经济健康发展，中国是时候对其人口政策进行反思及大调整了。

　　中国正不断丧失其最大的经济资产：人口。

　　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埃伯施塔特认为，哪怕北京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会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下降，因为中国下一代的劳动人口数量实在过小。美国一份研究报告说，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达到4.38亿。届时，每一位老人的养老平均将需要1.6名工作者来负担，而在1975年则是由7.7人负担。

　　2009年上海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卫报》报道称，上海的信号，体现中国官员们正意识到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报道援引数据说，到2015年，中国城市“可工作人口”预计将开始萎缩。而到2020年，城市老年人口比例将达34%。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将开始“变老”。但到那时，中国还不能足够富裕，以支撑一个“养老金国家”。中国并不充裕的国家养老金系统，以及一直在缩小的家庭规模，正在逐渐蚕食中国“养儿防老”的养老传统。“面对老龄化，中国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报道称。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进，我国加快了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脚步。未来10年中国18-22岁的人口将减少4000万人，而在20-40岁之间，中国人口更是减少1亿-3亿。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罗天昊表示，未来20年内，应容忍亚非国家向中国大量移民，据预测，未来劳力缺口达到1亿以上，中国将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成为除美国之外，容纳全球性移民最多的国家。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王丰认为，中国现在人口老化就如同一个下坡的车，看你到底踩油门还是踩刹车。如果还是继续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就是踩油门。过去的20年中，我们的财富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虽然致富速度很快，但是人口老化速度更快，世界历史预期寿命从40岁到70岁，发达国家用了约100年，中国只用了不到50年。

　　生育率下降也只用了其他国家的三分之一。比如从一对夫妇生5个孩子到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历史上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用了75年，中国只用了不到25年。生育率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所以我们的富远远赶不上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人的生育本质就是劳动力资源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超低生育率将使我国面临劳动力日益减少的局面。

　　这些年来，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主要是因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劳动力减少，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根据预计，中国自1979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少生了约4亿人口。该政策不仅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结构，还由于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造成更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经济学家估计，中国老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增加60%，而劳动人口则将减少35%。这样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转变给中国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GDP预计增长速度取决于三大因素：劳动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人口减少直接影响了其中的两大因素，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人口与老龄人口的比例便会失衡。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补给，全要素生产率便随之下降。

　　梁中堂建议，中国政府应及时修正生育率统计偏差，并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提高我国生育率水平。然而与其他出生率低的国家不同，中国无法仅仅依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空缺（美国则是依靠移民来弥补本国的低出生率）。

　　一，中国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0-14岁人口 2.22亿，占16.60%”，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这个数据，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较，下降了6.3%。“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北大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说：“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

　　“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1.4-1.5之间。”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我国长期处于超低生育率的状况下，而且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在分析数据后推算出，我国目前的妇女生育率为1.3—1.5，如果确实达到这个水平，那就意味着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国家”行列。专家指出，超低生育率会使我国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由于中国这些年来主要依靠“两头在外”模式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挣外汇，如果生育率长期超低，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二，“空巢”现象冲击传统家庭模式

　　根据全国老龄委公布的《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包括独居）的比例已达49.7％。从空巢老人引发的社会问题来看，与“常回家看看”等留守老人的情感奢望并存，许多年青一代对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却日渐削弱淡化，致使家庭亲情出现隔阂甚至矛盾冲突，传统伦理亲情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
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和家庭养老模式都受到巨大冲击。同时，社会养老机制的不健全，也为“空巢”家庭再添一根致命稻草。

　　专家们提出的“空巢综合征”就形象地概括了这一问题：老年人的孤独情绪，会导致老人性格抑郁、行为能力降低，记忆力和判断力衰退，甚至会诱发老年痴呆、老年抑郁症等老年性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因此，在“银色浪潮”袭来之时，面对老年人的空巢化，如何养老才能使辛苦一辈子的老年人愉快地安度晚年，成为社会关注和讨论的热点。

　　三， 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越来越沉重

　　随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未富先老”等人口结构问题的涌现，中国社会老化的包袱也越来越沉重。一家英国媒体撰文呼吁中国全面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以应对中国“多老”、“少子”的现状，认为“单独二胎”等微调政策不足以扭转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趋势。

　　美国华裔科学家易富贤所著的《大国空巢》认为，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家庭缩小，只需要比较少的收入就可维持家庭基本消费，导致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使得行政成本（从1978年到2004年增加100倍）、垄断企业与资本三者拿走了GDP的绝大部分，工资收入占GDP比例不断下降，现在只占GDP的12%（其他国家占54%－65%），居民收入只占22%。

　　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表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

　　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日本、韩国、 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生育观念发生改变，生育率也在下降，伊朗、越南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接近更替水平(2.1)。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是在经济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为干预实现的，而且下降速度很快，这是我们必须应对的。

　　四，中国很多地方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

　　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政府上世纪50年代一度鼓励生育。60年代上半叶，转向普遍鼓励自愿节育，70年代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以“晚、稀、少”（晚育、间隔、少生）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总和生育率出现了世所罕见的、空前的下降。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已注定总人口将在2020年到2030年间达到峰值，并在此后开始长期的负增长。持续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口总规模的下降。

　　十年前，中国预计 “21世纪中叶”人口出现负增长。目前，官方已经把该目标提前到21世纪20年代。生育率并非越低越好。如果这一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长期持续，中国人口将以几何级数萎缩，中华民族将面临作为一个物种的延续问题。

　　五，“男女比例失调”埋下隐患

　　在“六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18.06，（联合国标准，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般在102～107之间）。社科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而当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行，遭遇强烈的男孩偏好、B超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滥用，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风险大大增加，为中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埋下了重大隐患。而且，“娶妻”的难易程度还依照着地区的贫富程度不同而变化。在大龄未婚男性的分布上，“男光棍”聚集程度的总体趋势是由东至西逐渐递增。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未来10～20年，男性劳动力过剩所形成的“就业性别挤压”，将使作为“性别弱势”的女性生存发展更加边缘化。

　　除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新昨天表示，研究发现，中国5岁以下的男性死亡率要低于女性，这进一步加剧了男性的“盈余”。

　　六，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

　　根据“六普”数据，大陆31个省(区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同“五普”相比，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7%。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初中、高中、大学文化程度人均有所上升，其中大学文化程度一项人数上升最快，具有小学文化程度较大幅度下降，文盲率由6.72%下降为4.08%。“但是，当代世界的国家实力竞争早已与人口总量关系不大，人口素质的提升和人才的竞争才是一国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大教授翟振武说。

　　比拼人口总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口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比拼才是国家竞争的实质，中国的人口素质如能得到较快提升，将与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配合，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人口比较优势。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时代的十字路口。每逢节假日，火车站摩肩接踵，飞机场人潮涌动，旅游点拥挤不堪……最令出行者印象深刻的就是“人太多了”。与此同时，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竞争力。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农村剩余大量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效用未能充分发挥。

　　七，流动人口面临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

　　“十二五”期间，城镇人口将突破7亿。2050年全国流动人口将达3.5亿人左右，留守农村的“三六九”人群将形成人口“洼地”，导致新农村建设主体缺位。“六普”中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其中40%都是年轻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南开大学教授李建民说。

　　融合问题既是稳定的问题，也是发展的问题。

　　实现巨量流动人口的有效融入，关系到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有序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成为综合影响我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整体及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生态建设、创新政府社会管理与服务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由于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往往缺乏稳定性，居无定所，流动性大，多处于漂泊之中，不少流动人口身在外地，根在故乡，家分两地，长期奔波，劳动力转移极不彻底。为使流动人口更好地服务于流入地社会，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推进他们的融入过程。

　　八，“户籍捆绑福利”导致社会不公

　　“六普”中各省人口总量的涨落，同样引起了专家关注。“六普”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统计，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广东、山东、河南、四川和江苏。

　　人口过度集中于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给流入地的资源、环境、住房、交通、劳动力成本等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交通拥堵”、“停车难”、“房价飞涨”、“入园入托难”、“垃圾围城”等“大城市病”日益严重；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人才流失、空巢家庭、留守家庭等社会问题。

　　一些大城市出现资源紧张时，往往祭出‘户籍’法宝加以限制，但这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加大了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捆绑其上的一系列福利制度改革的难度。

　　北京大学人口学所穆光宗教授说，2.21亿的人口流动，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问题的重要推手，但同时又凸显出国民待遇、市民待遇和人口融合问题，提出了实现“健康城市化”、“有限市民化”的重要课题。

　　我们只能说中国有6.66亿人居住在城镇，而不能说中国有6.66亿城镇居民。

　　九，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被歧视

　　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诸多问题，而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中国的义务教育体制没有针对时代的变化，仍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传统模式。

　　其结果导致了流动儿童的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两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大量的适龄儿童面临失学的窘境。公立学校高额的借读费让农民工望而却步，“打工子弟学校”的合理性、合法性的争论仍在继续。

　　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出路在哪里？谁来保障这些“流动花朵”的教育需求？流动儿童何时才能获得与城市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

　　流动儿童少年失学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工为城市、为社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但他们的子女却无权享受到在城市里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资源。数以百万计的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无法解决，不仅是每个家庭的损失，也会对整个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非常不利。

　　大量的流动儿童少年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或是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这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

　　十，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保体系滞后

　　研究表明，最合理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橄榄型，从人口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得有比较合理的比例，负担都不是太重，相对生活比较容易。中国现在16%这样一个年轻人口比重，不应当再低了。

　　再低的话，未来会有很多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是不同步的，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保水平还远远没有准备好，即“未富先老”。

　　来自东京的研究员观察到，“到日本去的话，跟80岁、90岁的人打招呼，都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对不起，第二句话我今天80岁，第三句话我活得太长了。

　　日本的老人多数还在干活，很自立。在日本现在70岁养90岁的人，比比皆是。”如果中国超低生育率维持下去，这辛酸的一幕，未来会否在我们身边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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